【乡村记忆】王屋山水库工程建设见闻

陈立新

在7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能让我引以为豪的，参加王屋山水库工程建设是其中之一。在工地上的6年，我把过钢钎，抡过钢锤，当过爆破手，从隧洞拱砌到明渠垒砌，也算是样样精通，还担任过工地民工排长、连长和指挥部的宣传干事。

走上工地

1970年春节前后，生产队通知要确定参加王屋山水库建设的民工人选，队里有3个名额，提倡自愿报名；没人报名，就采取所有劳动力每人3个月轮换的办法。到工地干活的待遇是，个人每天带1市斤粮食，工地给补到2市斤，生产队每月给2元生活费，每3个月发给一双黄力士鞋的钱。这样的待遇很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是人民公社体制，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只有“八大两”（400克），干活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我们那个生产队报名的人很多，我也报了名。但是，奶奶和父母说啥也不同意我上工地。因为到那年3月，我就年满20岁，按照他们的安排，就可以登记结婚了。特别是奶奶，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盼望娶孙媳妇的心情很迫切。我是家里的长孙，为了让奶奶高兴，只好耐心等待。

婚事了结之后，我于当年8月才到了已开工五六个月的王屋山水库工地上。我们大队的民工有20多人，住在一个叫“折半沟”的两孔小窑洞里。和我们同住的还有管理区其他六个大队的民工，一个大队的民工编为一个排，整个管理区编为一个连，全公社的民工为一个营，营长由公社干部担任。我们西岭民工排的任务是开掘一个长60多米、另一个长20多米的俩隧洞，修筑一段长20米左右的明渠。

我从学习抡锤打钎开始。这活看起来简单，干起来难。自己把钎，唯恐人家的锤子打到手上，自己抡锤，由于不熟练，打不准，又担心误伤把钎人。我也伤过人，也被打伤过，但坚持了下来。在一次比赛中，我创造过一次性打2000锤、炮眼进度50厘米的记录，成为一名抡锤打钎佼佼者，还当过工地劳动模范。

半年之后，由于人员变动，我当上了我们那个民工排的排长。1971年下半年，工地上最艰巨的1700米长隧洞开工建设，挑选精兵强将时，我们排被选中。我继续担任排长，并兼任隧洞掘进连副连长。从这时起，由于参加会议等原因，我开始对整个工程的情况逐步有了了解。

工程的大、难、险、苦

王屋山水库工程，包括一座坝高72米、坝宽102.4米、蓄水量8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总长16公里的总干渠和长30公里、23公里的东、西干渠。设计受益范围是王屋、下冶、大峪3个公社，参加工程建设的民工也主要来自这3个公社，但实际上工程动用了全县的资源。工地指挥部指挥长是原引沁济蟒工地上的英雄郭俊，副指挥长、办公室主任、技术人员全部是从县直机关抽调来的。此外，县里调遣了一批具有工程建设经验的平原地区民工。

水库大坝修筑在济源与山西省阳城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位于铁山河上游，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总长16公里的总干渠以水库输水口为渠首，到王屋镇愚公村为渠尾，全在距离河床百余米的半山腰上。隧洞多达51个，长8.53公里，占总干渠总长的60%。这些隧洞，一般长度在100米到400米之间，最长的是1700米的白虎沟洞，也是济源所有水利工程中最长的隧洞。东、西干渠以王屋镇愚公村为分水处，一条沿东岭南下，到下冶镇曹腰村蛇山居民组，一条沿西岭南下，延伸到下冶镇石槽村，全长22公里。在东、西干渠上共架设渡槽24座、7.7公里，开凿涵洞38个、6.5公里。

王屋山水库工程艰巨，难题很多。一是交通运输难。按照计划，大坝建设所用绝大部分物资，要待一期工程的全部隧洞及明渠完工后，将渠道作为通道，由小四轮拖车从一个叫“安沟”的地方往坝区运输。在此之前，坝基建设的所用物资只能靠民工肩扛人挑，路程15公里左右，全是布满荆棘的羊肠小道，还要蹚几十次河。

二是施工条件差。工程全在崇山峻岭和悬崖上施工，难度非常大。当时没有电钻，隧洞的掘进全靠人工一锤一錾地打，钢钎和石头碰撞时火花四溅。一根好好的钢钎，打眼打不了几厘米，就得派人拿回驻地的烘炉上重新加工钎头。民工三班倒，轮换施工，一班下来，钢钎打坏几十根，只能掘进30厘米左右，日进度也只有1米左右，是一种典型的蚂蚁啃骨头式的掘进。我记得当地一位王姓老人看了隧洞施工现场后，曾感叹道：“这在过去是神人干的活啊，现在叫你们这些肉人给干了！”

三是明渠塌方和隧洞塌方带来的危险。塌方往往发生在砂石结构的山体中，起初是顶部不停地滴水，然后土石一块一块地塌落。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拱砌，用石块和水泥砂浆在洞的两边砌起一道水泥砂石墙，在墙中间支起半圆形的胎架，依托胎架，有混凝土和石块为隧洞制作一个拱形新顶。拱砌不仅做起来难，还非常危险。因为身处塌方部位作业，需要一边施工，一边观察，一旦发现情况异常，需要立即撤离。我后来担任阳台土洞进口掘进连连长时，就遇到过一次难忘的险情。做拱砌处理塌方，我们这些连长、指导员是要冲在前面的。当时，胎架顶部间隙很小，我一个人在上边作业，不久就发现顶部的高度在下降。我一边吆喝胎架下的人撤离，一边通过胎架顶部的小洞往下跳。我还没着地，塌方就已将胎架顶部坐实。下边的同志们连声惊叫“连长！连长！”，见我跑到他们眼前才放心。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与塌方打交道，受伤是“家常便饭”，每个排里都有用白纱布裹着头或用纱巾兜着手的民工。至于卫生院住院的也不乏其人。我们连的指导员是陶山大队年近六旬的队干部牛德温，我们两个每天的工作，除了上工地，就是到王屋卫生院看望伤员。

四是缺氧。隧洞掘进到一定深度后，洞内就缺氧。那时没有通风设备，我们只能采取旧时煤窑的通风方法，就是在隧洞一侧紧贴墙根挖一条沟渠，然后盖上盖子，靠渠沟与隧洞外的空气实现循环。这种办法虽然有效，但通风量毕竟有限，每次工作面掘进爆破之后，洞内浓烟滚滚，排烟换气要消耗很长时间。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有时烟还没有排尽，我们就冒着危险进去施工，身体弱一点、年纪大一点的往往走不到工作面就会晕倒。这时，年富力强的民工就将他们背出隧洞，解开衣襟，放在阴凉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待脑子清醒后，大家念一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后，进去继续作业。

工程的险，还表现在经常要和爆破打交道。爆破的危险主要来自瞎炮意外爆炸和爆炸时漫天狂飞的碎石。工地上搞爆破，爆炸响声的次数，必须要和布置、点燃的炮数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说明有瞎炮。但瞎炮不一定真“瞎”，有时候可能是导火线断药造成的。断药的导火线燃烧得很慢，一旦燃烧到炸药或雷管时，就会引爆。所以，工地上有一条铁的纪律，就是处理瞎炮必须在爆炸30分钟过后。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瞎炮意外爆炸致使民工伤亡的事还是不断发生。爆破时飞起的碎石意外伤人，也时常发生。我们大队由我带到工地上的年轻人牛大才，就死于落石。

苦，主要表现在生活条件上。王屋、下冶、大峪三个公社的几千名民工来到工地上，首先遇到的就是住宿与吃饭问题。当时，没有搭帐篷、建简易房的条件。我们用捡来的石头垒砌成墙，用砍来的木料做椽子，上面再铺上油毛毡或茅草，就算有了住房。这样的房子难免四面透风，尤其是冬季屋里更冷。而绝大多数民工家里没有多余的褥子，只能带来一个薄被子。为了御寒，大家只好打通铺睡觉，抱团取暖。吃的方面，缺少蔬菜，主食以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为主。玉米面、红薯面吃多了就会胃酸，引起胃病发作。我们大队的副支书吴云全本来就有胃病。他在工地上带班那一段时间，人们就时常看到他边呕吐边手捂胸口呻吟的痛苦模样。高粱面吃多了会引起便秘，方便时的难受劲让人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虽然艰苦，但是当时基本上没人叫苦，更没有当逃兵的。因为工地上有相当一部分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经历过更加艰苦的战争和灾荒年。民工中，还有不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老党员，受过党的教育和战场生活的磨砺，有很高的政治觉悟。除了上面提到的吴云全，我熟悉的崔云升、武建安、张官俊、晋禄奎、姚承志等都是这样的人。过去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现在还在乎这么一点困难吗？所以，在这些优秀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民工们忆苦思甜，优越感有了，斗志坚强了。

记忆中的英雄模范

那是崇尚奉献的年代，也是英雄模范人物比比皆是的年代。

我知道赵小花，始于工地上开展的学习赵小花事迹活动。她是王屋公社庭芳大队的女民工。他们那个民工排的任务是开凿总干渠渠首洞，不负责往大坝上运输水泥。她和她的几个伙伴白天正常上班，参加隧道开掘，晚上则悄悄出发，赶到王屋公社和平大队，在天亮前把水泥运回工地。水泥是50公斤一袋，或肩挑或背扛，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个来回10多公里。这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不声不响地干了近两年， 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在王屋山水库大坝工地上，有一支专业施工队，其成员多是参加过引沁济蟒工程和王屋、下冶、大峪3个公社民工中的佼佼者。他们干的是难活、险活、技术活，常常昼夜连轴转。由于劳累过度，不断发生收工路上打瞌睡跌倒、就餐时打瞌睡撂饭碗的事。1974年7月24日，一场大雨导致大坝底部的导流洞堵塞，库内水位急剧升高，如果不及时疏通，不仅施工不能正常进行，库水漫过坝顶，损失就会更大。而当时要疏通导流洞，只能靠人力去“捅开”，一旦在作业时泄水，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第二天，施工队指导员宋新奇带领李治温、王三柱等人携带挖掘工具进入导流洞，其余同志守在洞口做好轮换准备。谁都没有料到，就在他们进洞后商量疏通办法时，“嗵”的一声巨响，大水裹着砂石、泥浆从导流洞喷薄而出。进入导流洞的人被水柱冲出50余米，守在洞口的人被巨浪全部打倒，大坝下游挖石子的几十名职工也被淹没在水中。整个河道像开了锅一样翻滚着，几十名落水民工在水中挣扎着，“救人啊！救人啊！”的呼喊声响彻山谷。幸运的是，落水的民工全部获救，但有30人受伤，其中宋新奇、王山柱、李治温、马二成、常平均、卢小兵、卢建庄、卢庄园、卢联社等18人身受重伤，甚至昏迷。

事发地距王屋卫生院只有20余公里，但大概有15公里在崇山峻岭之中，送18名重伤员去医院又成了大难题。平时能够通行的河道被咆哮的洪流占据了，只能抬着伤员顺着渠道走，而当时还有半数的隧道和明渠正在施工中。抬担架护送伤员的人们一会儿钻洞，一会儿爬山，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最终在天黑前将伤员送到医院。这18名重伤民工，有的住院治疗了1个多月，有的住院长达3个月之久。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出院后全部回到工地，一直坚持干到工程竣工。

此外，我记得大峪公社小刘庄的张官俊，参过军，打过仗，立过功，是大坝工地施工专业队的副队长。当时，他年近50，脑血管病的症状已非常明显，但他总是身先士卒，抢着干重活、险活，在工地上一直奋斗到心脏停止的那一刻。大峪公社槐荫大队的陈合社，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次为食堂领取面粉的途中，被小拖拉机从车上甩下，车轮从胸部压过造成重伤，生命一度垂危，但在经过40多天治疗后，一出院就回到了工地上。大峪公社寺郎腰大队有个叫曹金蝉的女青年，是民工排的记料员，曾被塌落的料石冲到40多米深的大坝下，在病床上昏迷3天才苏醒，治疗两个月出院后，想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工地。

当时，在工地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家人前赴后继：大峪公社翻头岭的陈道文在工地上牺牲后，哥哥陈道奇来了；董岭大队周丰鸣牺牲后，弟弟周金水顶了上去；下冶大队的宋新奇在岗位上病逝后，儿子宋和平到工地上“接班”……

1975年7月，王屋山水库主体工程及总干渠竣工，在王屋公社愚公大队召开了庆祝大会。有10名劳动模范代表在会上受到表彰。

各级干部心系工程

王屋山水库工程开工建设时，正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峰期。“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两条毛主席语录，前一条强调的是干部要起到组织协调、模范带头作用，后一条强调的是干部要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形式来转变作风，保持和劳动群众的密切关系。从事王屋山水库这么大的工程，面对那么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当时济源的各级干部，尤其是身处工程建设第一线的各级干部，对这两条语录不仅铭记在心，而且身体力行，把“决定性的因素”发挥到淋漓尽致。

工地指挥部和以公社为单位组成的民工营的营部，是以国家干部为主体的领导机构。这些部门每天只留下一些办事人员接待前来办理签字、领取物资的民工，其余的干部从早到晚都在工地上。尤其是在那些施工难度大、施工质量要求高的工段，干部们都是冲在第一线。处理塌方等险工、险情时，干部们总是干在最前面、最危险的地方。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如拱圈、垒砌用浆等，往往也都是由干部们先做出样子。

指挥长郭俊的故事至今还被传为佳话。他虽说是指挥长，也设有指挥部，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一般情况下到指挥部找不到他。他每天都带着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翻山越岭在工地上巡回检查。每到一处隧洞工地，他都要亲自到工作面看一看工程进度和安全施工情况。有些隧洞爆破过了安全时间后，炮烟久久不能散去，民工们还在耐着性子等，郭俊就用小手帕捂着嘴巴，猫着腰到工作面查看爆破效果。在垒砌明渠的工地上，郭俊不会只听汇报，而是要亲自拆下几块石头，检查泥浆挤满了没有，石块坐实了没有。如果发现干的活没有达到质量要求，他会非常严厉地批评：“这是过水的呀！你知道吗，水是无孔不入啊！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你懂得吗？”然后毫不客气地将你砌的渠墙一拆到底，亲自动手砌墙给你看。你按要求做了，做好了，他才放心地离开。所以，那时工地上流传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害怕郭俊来检查。”人们对郭俊的形容也十分形象，说郭俊满脑子都是工程进度，都是工程质量，哪怕高兴的时候喝了酒，说的醉话也全是工程上的事。工地上有郭俊这样一个作风过硬、一丝不苟的领班人，自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无论是工程组织者，还是工程技术人员，一个个都是踏实肯干，雷厉风行。

前线工程顺利建设，也离不开大后方的支持。我还记得这样一件趣事。1970年11月的一天，指挥部传来口信，说是县里的领导要送水泥到工地上来，要我们排抽人去接一下。

原来，县里在石河大队召开大会，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往引沁济蟒渠首工地和王屋山水库工地运送水泥。要求每人往每个工地送50公斤，可以用平车拉，可以用自行车带，可以用肩挑，但不允许用汽车和拖拉机，目的是让后方的干部们来体会民工施工的艰辛，激发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积极性。时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副书记和郭俊等5人分在一个小组。他们头一天晚上住在县水泥厂，第二天早上将水泥装上平车，5个人拉的拉推的推，将250公斤水泥送到了引沁济蟒渠首工地。往王屋山水库工地运送水泥，同样还是他们5人一组，运输工具仍然是小平车，下午在水泥厂装车，经过一夜急行军，天亮前登上了王屋公社的小鬼坡。由于两次运送水泥接连作战，昼夜兼程，干部们拉车登上小鬼坡时，已经筋疲力尽。幸亏王屋公社的干部群众闻讯一大早就来迎接，才让他们少拉了七八里的路程。

县里的领导做出了榜样，县直单位和各公社的干部也纷纷效仿。学校的教师也自带铺盖，到王屋山水库总干渠工地参加劳动。县高级中学的教师当时被安排在我们排，白天我们一起干活，晚上一起学习“老三篇”。

除了这些短期活动，县里还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各厂矿企业抽调干部到工地上协助工作，从工地指挥部、营部到各个民工连排，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在阳台土洞担任施工连连长的时候，就有两名县直干部住在我们连，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一位叫王宪升，是大沟河林场的干部，当时已快60岁了。（陈立新）

（本文刊发于2024年11月27日《济源日报》第6版，作者陈立新，1950年生，下冶镇人。历任王屋山水库工程施工连连长、指挥部宣传干事，下冶乡企业管理办公室秘书，乡政府办公室秘书，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秘书，县工艺美术厂、农机修造厂副厂长，下冶乡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济源日报社记者部主任等，201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