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难忘母校城关育英中学
商怀中
20世纪50年代，在今文昌路与北海大道交叉口西南角，曾经建有一所民办中学——城关镇育英中学。这所学校1957年创办，1968年停办，前后12年，共招收了9届学生18个班，毕业生总数超过1000名，为济源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是育英中学第七届13班的学生。近年来，每逢老校友聚会，大家回忆起母校，想起当年的恩师和少年同伴们，总会感慨不已，都说假若没有当年母校的培养，我们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
一
育英中学的创办，与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当时规定，干部、工人要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够阅读通俗书报，会写二三百字的应用文；农民要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生活中常用的便条、收据。
扫盲作为全民文化运动，是治标之策，要治本，仍要办好基础教育。1957年，济源全县只有7所公办初中，城区的高小生都集中在西街的第一完全小学。一完小每届招生7个班，每班50名学生，每年能考入县一中的（当时济源一中办有初中班和高中班），不到一个班的人数。据《城关镇志》记载，当时城区能够上初中的孩子只有10%，大多数少年儿童走向社会后，文化程度充其量是个半文盲。
就是在如此情况下，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在城区创办一所民办初中的想法。其中呼声最高的，有城关镇镇长尹大禄、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周观祯和北街的文化名人张尔荣等。
张尔荣生于1928年，新中国成立前肄业于开封某师范学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949年，他参加县“星光剧团”，任文化教员、音乐股长兼丑角演员，曾编排《醉打山门》《乡妃恨》等古装剧，被县政府奖励两石黄豆。1951年，他参与县豫剧团的组建和其他剧团的公私合营工作，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开除公职。1954年，城关镇政府认为他改造得比较好，便在政府大院里腾出几间空房，让他举办了为期一年的文化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他又赋闲在家，看到当时的教育状况，就产生了创办民办中学的想法。
城关镇镇长尹大禄也是北街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区。他耳闻目睹因招生人数受限，导致很多孩子被迫中断学业的情况，也认为创办一所民办中学，让更多孩子能够接受中学教育，是镇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周观祯，是城关镇10个村中比较有文化的村干部。他在抓群众扫盲的同时，对孩子们的失学问题也很关注，在和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向镇领导提出了几个村联合办学的建议。
1956年夏，中学招生一结束，张尔荣就找到尹大禄，提出了创办一所民办初中的想法，尹大禄也觉得办学时机已经成熟，就召开镇政府办公会议，提出由镇政府出面协调，各村联合，创办一所镇属民办初中。随后，尹大禄又召开各村干部会议，宣布镇政府的决定，研究办学有关事项。
关于学校校址的选择，当时有几个村都提出了建议。其中，东关村党支部书记王继福提出把学校建在东关，理由是村里的饲养院迁出后会留下一块空院地，旁边还有几座闲置的民房，住户大都在外地，短期内不会回来；这些院落稍加改造，就可以作为校舍。镇政府经过实地考察比较后，决定将校址选在东关。
很快，镇政府就成立了学校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尹大禄任组长，镇里主抓教育的王正玉负责具体工作。周观祯、王继福、张尔荣为副组长。周观祯负责协调关系，筹措资金，王继福负责房屋改造，张尔荣负责教师聘任和招生工作。其他各村都委派一名干部作为成员。学校筹建工作很快就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由于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筹措到的资金很少。所幸各村群众听说是为孩子们建中学，热情都高涨，通过不同方式支持学校建设。特别是东关村的群众，在村干部带领下，义务出工刷墙，改门窗，平整场地，盼望能早点在家门口把学校建成。没钱购买桌凳，就垒起一排排砖墩，棚上各村提供的木板，权当课桌；板凳则由学生们自带。其他教学用具，凡是能自己做的，都由村里的能工巧匠制作。很快，原来的饲养院就焕然一新，俨然有了学校的样子。
张尔荣负责的教师选聘工作也进展顺利：东街的薛同云被聘为学校第一位语文老师，兼教历史；刚从济源一中毕业的尹绪鸿，教政治课并兼教其他副课，还任团支部书记……就这样，在报请镇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备案后，第一批教师很快就确定了下来。
1957年上半年，几位教师对城区失学少年进行了摸排，并根据当年高小毕业生数量，认为学校招生可以按双轨制定编，第一届招收两个班，100名学生。接着，便印刷招生广告，在城区张贴宣传。很快，那些未被一中录取的落榜生，由于有了第二次选择的机会，纷纷踊跃到学校报名；一些往届小学毕业生和乡下小学毕业生得到消息，也来参加报考。通过考试，学校择优录取，圆满完成了招生计划。
二
1957年9月1日，首届学生开学，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新生入学典礼。东关村像过节似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青年男女披红挂绿，载歌载舞。县教育局主管领导和城关镇镇长尹大禄等到会祝贺，城关镇各村也都派代表参加。时年29岁的张尔荣代表全校师生致答谢词。他深情地说：“瘦肩担重任，躬身孺子牛；不坠青云志，报国终有门。”
学校办起来了。为加强领导和管理，镇政府又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了学校董事会，各村派一名代表，作为学校董事。会议正式任命张尔荣为校长，推举东庄村的郝莱振为常任董事。
关于学校的名字，开始时叫“城关镇民办中学”。开学没几天，就有人提出“民办”两个字很碍眼，也不好听。张尔荣听到后，经过掂量，提出：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如从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取“育英”两字作为校名。他的这一提议，立即获得大家一致认可，遂将校名定为“济源县城关育英中学”。
当时，公办中学的师生普遍佩戴校徽，为了体现育英中学“不甘人后”的办学精神，招生伊始，育英中学就开始筹备制作自己的校徽。那时，济源还没有制作校徽的技术，曾在上海经商多年的郝莱振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联系到了制作校徽的厂家。为了区别师生身份，教师的校徽为白底红字，学生的校徽为红底白字。学校要求师生出入学校，都要佩戴校徽。
第一届学生入校不到一年，全国性的反右派和大办钢铁就开始了。张尔荣和薛同云两位教师，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右派，离开了学校。镇政府就任命周观祯为名誉校长，教师尹绪鸿主持学校工作；同时又聘请了轵城泽峪的聂有林和泥河头的赵本德到育英中学任教。
1958年秋，育英中学招收第二届学生。据校友周观敏回忆，第二届招生报考人数329人，原计划录取100人，实际录取了106人。由于班级增加，学校又聘请了袁大全、李中华等几位老师。
第二届学生春学期还没结束，“大跃进”就开始了，全县普遍实行并村合校。当年秋学期，镇政府和县教育部门决定把育英中学和当时设在西街的一完小合并，育英中学的两个年级4个班200多名学生，搬到一完小南边的段家大院上课。学校管理由一完小统一负责，一完小校长牛大杰同时兼育英中学校长。育英中学学生的教学工作仍由尹绪鸿老师负责。
但这次合校并没有持续太久，1959年春学期开学的时候，育英中学又搬回了原址。
“大跃进”对育英中学的教学工作影响很大。1958年秋学期开学不久，学校就全部停课，全体师生被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学生由老师带队，自带粮食和铺盖，到克井的石河村安营扎寨大炼钢铁。班级管理被打乱，都按军事化编制，组成班、排、连；主要任务是把从大社鸡沟和圣皇岭开采的矿石，运到刚建立起来的蟒河钢铁厂炼铁。还有一少部分学生，因个人或家庭原因没有上山背矿石，就成立支农队，到西水屯、堽头等村参加农业劳动。
“大跃进”运动中的离校劳动，大约持续了三四个月。1959年元旦前后，师生们才陆续返回学校。
1958年冬到1959年春，由于全县大办工业，开始大量招收工人，有的单位甚至直接跑到学校招人。很多学生因此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到1959年秋第一届学生升初三时，两个班100多名学生走了一大半，就被合并为一个班。
1959年秋，学校又招了两个班学生，形成了三届、三个年级、5个班、250多名在校生的规模。这一年，赵本德老师因个人原因离校，学校聘任了北堰头的张锡绍和西水屯的党继惠两位老师。
随着招生规模扩大，学校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增添。1958年，学校就添加了一批新课桌。这批新课桌是由各村提供木材，由镇政府协调县铁木工厂加工制作的。1959年秋，第三届学生入校后，由王正玉和周观祯出面，到外单位民校借来50多张课桌。自此，原来教室里的砖墩、木板被拆除，学生们全部用上了两个抽屉的课桌。
1960年，育英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据校友杨玉峰回忆，当时毕业生仅剩26人。这26人中，有多人分别被济源一中、焦作一高录取，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省内的中专学校。
育英中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勤俭办学“开门红”。城关镇、村两级领导都下决心继续改善办学条件。在镇领导的支持下，东关村1961年为学校盖了4间会议室，1963年又建了两个教室（8间）。1964年招收的新生，全部被安排在这两个新教室上课。
在此期间，城关镇政府还委派专干赵耀奇常驻育英中学，帮助学校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1960年秋，育英中学招收了第四届学生。至此，学校规模达到了3个年级、6个教学班、300多名在校生的规模。为了满足教学需求，学校先后从县城周边农村招聘了多批教师。
教职工多了，困难也随之而来。这些从乡下来的教师，必须在学校吃饭。而乡下来的教师没有商品粮关系，月月都得从家里往学校伙房上交粮食。时间一长，这些教师都觉得非常不便，情绪有所波动。张耀奇和王正玉向镇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后，两个人就通过各种渠道，与县教育局、县劳动人事局和粮食局等部门反复沟通协商，最终将农业户口的教师全部转为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第二届开始，育英中学的招生生源就从城区逐渐扩大到平原乡镇，生源质量逐步提高，影响力越来越大。轵城、梨林、辛庄（今五龙口镇）、克井、思礼、承留等公社，都有学生在育英中学就学。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也都非常看重育英中学，有些还把子女送到这里读书。
育英中学取得了骄人成绩，自然会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1963年，县教育局派公办教师袁宗涛到育英中学当校长，紧接着又把刚从师范毕业的郝芙蓉老师分配到学校实习。从此，育英中学就具有了民办公助的性质，学校的教学管理也日益正规。
袁宗涛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后，根据学校师资力量、生源质量的良好态势，提出：育英中学从1964年第八届开始，要在中招考试中和公办中学“一决高下”。教师们闻听此言，很受鼓舞，信心也很足。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66年，全国中学、大学停止招生，育英中学自然也不能例外。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失去了生源，也就没有了收入。到1968年，连续3年没有招生的育英中学，出现了学校没钱给教师发工资、老师无学生可教的状况。老师们迫于生活的压力，纷纷离开学校，另谋生计。
到1968年下半年，随着全国教育改革的浪潮，“戴帽初中”迅速兴起（即原来的村办小学改为五年制，初中改为二年制；小学毕业后，可直接在本校读初中），育英中学也就完全失去了生源。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按上级要求，相继办起了高中（辖区内原来有初中的升格为高中，没有初中的新建高中），城关镇辖区内因为原来有个八中（初中），育英中学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再一次被合并到了一完小。不过，被合并到一完小的只有尹绪鸿一位老师和大部分教学器材，袁宗涛校长被调到十四中任校长，其他教师大多或进了工矿企业，或回乡继续做民办教师（后来大多转为公办教师）。尹绪鸿老师先到一完小工作，后来被调到县教委负责后勤工作去了。
就这样，从1957年到1968年，育英中学走过了12年风雨征程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我1963年考入育英中学，是第七届第13班的学生。至今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昔日的学校生活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的学生大多是“跑趟生”（走读生），乡下来的同学在学校住宿，但人数不多。女生住在校内，男生住在校外的民房里。上下课作息时间，都依老师去敲挂在洋槐树上的铁钟为号。每逢开饭，各班值日生拎着饭桶排队打饭，然后再分发给起伙生。学生打完饭，就三五一伙聚集在伙房前的空地上，或站或蹲，边吃边聊。我记得伙房后面有一口水井，用当时比较先进的解放牌水车汲水。师生们洗脸刷牙、饭后洗碗，甚至洗衣服都在井边。水井西边有几垄菜地，是我们上劳动课的“实习基地”，所种蔬菜主要用于学校食堂。
当时的教职工有袁宗涛校长和尹绪鸿、李中华、张锡绍、袁大全、刘宗汉、赵东振、党继惠、杨翠荣、党素琴、翟本厚、郭茂仁、李则明等。他们入职时大多是刚毕业的高中生，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那时已经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了。他们年轻而多才，几乎都是多面手，教学又认真，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很受学生们敬重。比如刘宗汉老师，毕业于淮阳高中，不但语文课教得好，还擅长音乐、体育，既是学校宣传队的辅导老师，又是学校篮球队的主教练。还有赵东振老师，是济源一中高中班毕业生，既教数学，又教俄语，还会拉手风琴。
当时的校风，可以用“严肃活泼”来概括。首任校长张尔荣任职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为学校留下了极好的规矩，比如选聘教师，注重德才兼备，新生入学，要先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等。建校伊始，学校就规定，师生要衣着整洁，出入学校要佩戴校徽；在校外碰面，要互相致敬，学生要行举手礼，老师要点头示敬。我刚入学时，对于行举手礼总觉得不好意思，远远地看见老师，就慌忙躲开了走；后来遵照执行，形成了习惯后，就觉得这样做亲近了师生关系，实在是一个好规矩。
当时，学校很注重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活动，至今还能记得的有这么几件事：
1963年秋，袁宗涛校长到育英中学主持工作后，首先从校容校貌入手，开始对学校进行整顿。他先是组织师生开展大扫除，铲除院内杂草，清理卫生死角，并带领学生到城区机关单位“打秋风”，把人家建筑灰坑里没用完的白灰拉回学校，师生一起动手，将院墙内外全部粉刷了一遍，整个校园的面貌大为改观。后来，又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开展“争做雷锋式好少年”竞赛。在1966年组织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校师生大会上，袁校长领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长篇报道，读到动情之处，竟数次哽咽。师生们都为之动容，深受感染。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师生们受益匪浅。
1964年春，学校组织师生到盘谷寺春游，欣赏山野美景，游览千年古寺，品读摩崖石刻，登高远眺黄河。我们徒步来回60多里，很多人回来后虽然两股战战，但确实经受了锻炼，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1965年春，学校接到上级通知，组织全校师生到孔山参加植树造林，任务是按照规格要求挖育林坑。经过一整天苦战，我们虽然个个疲惫困乏，很多人手上磨起了血泡，但是在乱石坡上开挖出了300多个育林坑，想着不久之后这些地方将会变成一片松柏树林，心里满是自豪。
1966年9月，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全校师生乘坐卡车到王屋山区参加秋收。育英中学的学生被分到王屋的庭芳、商庄等4个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多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下山时，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欢送我们，还把柿饼、核桃、花生、红枣、熟鸡蛋等往我们的手里塞，兜里装，把同学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育英中学重视文体活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能自编节目，在元旦、元宵等重要节日上街演出。第七届18班的李玉湘毕业后被县豫剧团招走，成为剧团演员。当时济源男篮代表队中，有5个主力队员来自育英中学，号称“育英五虎”。他们是第一届的唐文广和郝福祯，第二届的李子瑞，第三届的唐国战和第九届的袁宗宝。
袁宗涛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后，更加重视体育工作。学校男子篮球队在1966春季全县篮球赛中，过五关斩六将，连克强队，最终夺得冠军，并代表济源参加了新乡地区联赛。
育英中学乒乓球队也是济源的强队。8班的杨建旺，10班的李明臣，曾分别夺得1964年、1965年全县少年男子单打冠军。
育英中学建校12年，培养出了1000余名学子，涌现出很多优秀人才。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第一届校友程连慧，曾任焦作市侨联主席、旅游局副局长；原守信成为中国歼击机维修师，受到过中央领导的接见。第二届校友尹明堂、张爱延等，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尹明堂曾任济源市委副书记，张爱延曾任济源市副市长、修武县县长）。第三届校友尹绪明，曾任河南省老干部局局长，张瑞甫曾任济钢工程师，获得过国家级发明奖。第四届校友翟永森，从军后曾到非洲参与维和，转业后担任济源人民银行行长；赵同立1972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水利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两次到非洲参与援建工作。第五届校友史家国，曾任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处长。第六届校友杨守印，曾任济源煤矿宣传部部长。第七届校友翟延明，曾任豫光金铅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第八届校友段德文，曾任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第九届校友齐小高，参军后成长为一级飞行员（大校军衔）：刘克庆长期在文学和书法领域耕耘，是河南省作协会员和中国书协会员。赵东振老师离开育英中学后，另辟蹊径，从下煤窑挖煤干起，成长为焦作市矿务局纪委副书记。
山高水长终有尽，唯有师恩日月长。近年来，育英中学校友时常组织联谊聚会。我们大多年逾七十，回忆起母校，回忆起往事故人，总觉得情思绵绵，感慨万千。
（本文刊发于2024年12月18日《济源日报》第6版，作者商怀中，1949年生，轵城镇河岔村人。1963年至1967年就读于城关育英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一年，后进入学校当民办教师，1998年被评为中学语文一级教师并转正，200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