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春

1974年4月，我们这批焦作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刚刚走出校门，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胸佩大红花，怀着骄傲和激动的心情，乘坐卡车来到了豫西北的济源县克井公社塘石村。我们一行26人，女生中，最大的王秀荣19岁，最小的刘延不到16岁。男生中，最大的原永生18岁，最小的闫玉喜不到16岁。我17岁半。此前，按照政策要求，我们的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已被迁入济源克井派出所和原昌粮站。第一年由国家供给粮食，以后我们就要在农村插队落户自力更生了。如果不是1978年到1979年政策改变，知青返乡回城，我们中可能有不少人会在济源农村劳动生活一辈子。

从整体上来看，我们下乡插队到济源塘石的知青算是幸运的，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安全保障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都相对较好，那几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们受益匪浅。

一、第一印象

1974年的农村实行的是公社、生产大队（大队）、生产队（小队）三级组织架构，和现在对应，公社相当于乡镇，大队相当于村，生产队相当于居民组，农民叫社员。那时，塘石村总体上是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的集体所有制，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分配方式。社员们集体种地收粮、种树收果，家里可以养鸡养猪，吃菜是队里的菜地分菜。大队不靠山不靠水，没有像样的副业和商业，代销点、医疗所、小磨坊等零打碎敲，挣不了多少钱。大队的果园、砖瓦窑、毛笔厂等，由于规模较小，收益也有限。每年收获季节，各生产队要按公社、大队分配的指标，上缴公粮（农业税），还要留提留（钱或粮）。除了卖余粮和搞副业有些现金收入外，大队、小队、社员们的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积蓄。社员们生活都比较简朴，穿戴也显得土气。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说哪家多富，哪家多穷。

每年，县里、公社都要搞工程建设，像挖河道、修水坝、整梯田、植树造林等，都要各大队组织出工出钱。这些都是公派的，无论是钱财和人工，还是生产工具等，都分摊到各大队，社员们出义工，吃、住和劳动工具什么的都需要自行解决。因为我们青年队是下乡锻炼的知青，又都是单身，所以只要有工程建设，大队都要安排我们去参加。虽然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干活也劳累，但是我们很愿意和社员群众一块干活，跟着他们学习劳动。

二、难忘的冬天

下乡当年的12月，公社组织我们这些知青集体到克井公社石河大队去整修“大寨田”。那是靠近太行山的一大片北高南低的山坡地，要垒砌田堰，平整地块，搞成一块块的“大寨田”。我们都在石河大队住宿、搭伙，由于地方小、人多，我、程胜利等三队的10个人，被分配在一间很小的民房里。打扫了一遍卫生，弄些麦草铺在地上，再铺上被子，就算有了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天不亮，领工的大队干部闫黑留就挨着门叫醒大家。吃完早饭，我们就拉着平车，带上工具去山坡上干活。工地上插着红旗，挂着标语，响着宣传鼓劲的大喇叭，传出高亢的口号声，漫山遍野人头攒动、车马穿行，一派战天斗地的劳动景象。冬天气温较低，土地冻得十分坚硬，用铁锹挖很费力，用铁镐刨会震得手臂发麻。但是，因为我们知青是初次参加这样类似“革命运动”式的开垦建设，所以大家都情绪高涨，兴致勃勃。

早上天不亮就出工干活，中午吃过饭接着干，下午日头落山后才收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晚上又休息不好（经常是半夜起来解手后再回到铺前，就没有了睡觉的地方，只能是硬挤进去侧着身子睡），所以身体渐渐地有些吃不消，加上干活时出力流汗不注意，受冷感冒的事时有发生。一个多星期后，我和高树芳等几位同学就受凉感冒，头晕目眩，干不成活了。大队干部闫黑留知道后，就嘱咐我们多喝开水，让伙房做了面条给端过来。感觉稍微好了点，我们就又上了工地。平时，我们这些知青一顿只吃一个或一个半馍。那年冬天，我们一顿能吃4个馍（一个馍2两，两个拳头那么大），但饭菜没有什么油水，撑不多久就会感觉又饿了。大家见面时都说很累、很困，但是没有人提出不想干。我们青年队的知青是坚持把活干完后，才回家过的1975年的春节。

也正是通过1974年的夏收、秋收两季锻炼，加上这次整修大寨田的重体力劳动的磨练，我们知青的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什么苦呀累呀、土呀脏呀，根本不在话下。我们与广大社员真正地融合到了一起，基本上是他们能干的，我们照样能干；他们能吃的苦，我们照样能吃。

三、出牛圈的尴尬

1974年6月的一天，按照三队队长卢影常的安排，我和程胜利在生产队的饲养圈里出牛圈，也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和土挖出来，用作上地的积肥，再填进一尺多厚的新土。

我们二人一人出一个牛圈。把牲口牵出来以后，拿着铁锹进到牛圈里，挖一尺多深的牛粪和土，挖一铁锹就用力从后边墙上的洞口甩出去。一开始还可以，干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感到胳膊酸痛，加上牛粪臊臭难闻，就出来歇一会儿，换换气。我们在外边换气的时候，碰巧被卢影常看到了。卢队长不酸不甜地讲了一句：“人家一个人一晌出一个，记3个工分，你们两个干到现在了，还没干完一半，这可咋弄哩？”说得我们很没面子。于是，我们又硬着头皮进去挖粪。

我们俩虽然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壮小伙，但是由于以前缺乏体力锻炼和经常性劳动，所以累得够呛。等到把活干完，其他社员早就吃过饭休息半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和胜利牵着牛，赶着骡子进饲养圈时，那匹高大的骡子就是不好好进去。我恼火地朝它屁股上打了两下，没想到它尥起蹶子朝我踢了过来，一下子将我掀翻在地，疼得我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当时就记得，这3分真是难挣啊。又脏又臭，又累又险，浑身上下都是一股牛粪味，一出气，好像连嗓子眼里都有臭味。回到青年队端碗吃饭，我拿着筷子，还感到手直打颤。

四、装窑与出窑

在我们生产队的西北，有一座砖瓦窑。平时有两个壮劳力在那里干活，负责挖土、和泥、拖砖、晾晒。凑够了一窑的砖坯以后，队长就带着我们去装窑。一二十个人排成一排，从砖坯子跟前一直排到砖窑里面，一摞砖、一摞砖地接力传递，装到窑里。这可是个重体力劳动，一窑可以装5万多块砖坯，一块砖坯有六七斤重，一摞砖坯有七八块，从搬运传递开始，一摞一摞地往前走，任何人都不能停顿。胳膊和身子不停地扭动传递，不一会儿，就两臂发胀，浑身发热，再过一会儿就是满头大汗，把我和席中原、程胜利累得可是不轻。再看看身边的社员，好几个都是满头大汗的小媳妇或大姑娘，还有几个是五六十岁的人，我们虽然累，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硬挺着干到收工。晚上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半夜有尿硬憋着，根本不想起来去厕所。

等到出窑时，窑内的温度还是不低，进到窑里面就像走进了蒸笼，红砖拿在手里还略微有些烫手。我和席中原、程胜利负责一辆架子车，连装带卸跟着大伙出窑。刚开始还好，越往窑里温度越高，砖垛码得越高，卸砖装车就越费劲。手套破得不像样了，只能徒手搬砖装卸，两手都磨得破皮渗血。可是身边的社员们没有一个是戴手套的，都是徒手搬砖装车，一刻不停地干活。看着他们黝黑粗实的皮肤和满手粗糙的老茧，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艰苦，体会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

五、两碗捞面条

记得那是1974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三队的麦场上和社员们一起晾晒麦子，二队的知青闫玉喜过来找我。

看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问：“怎么了，有啥事？”他说：“我想家了，你和我一块回家吧！”我说：“现在不行，等干完活再说！”他就在旁边等我。等到收工，天都快黑了。我就问他为啥想回家，他说每天干活太累，不想干了，想回去。我劝他我们刚来还不到一个月，回去不合适。他两眼含泪说：“我心里可难受，就是想回家！”我一边走一边劝他，走走停停，停停说说，等我俩回到青年队时，伙房已经关门上锁了，做饭的王师傅已经下班了。

小喜一看没有饭吃，就又哭了起来。因为不知道王师傅在哪住，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我就说：“没有饭了，不吃中不中？”小喜不愿意，说：“肚饿了，不吃心慌！”小喜比我小，我不忍心看他伤心落泪的样子，就说：“俺队砖瓦窑有个煤炉子，有锅碗瓢盆，咱去哪里找饭吃吧！”

小喜跟着我，顺着小路摸黑走到三队砖瓦窑。“老党”（因为他是个党员，所以社员们都这么叫他）见我俩过来了，就问：“你们俩这时候过来干啥？”我说：“我们俩因为收工晚，回到青年队伙房锁门没饭吃了，想找点吃的。”

“老党”看着小喜问：“你这孩儿咋哭了？”小喜说：“肚饿，没有饭吃！”“老党”一听，说：“你俩等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和面擀面条。”

“老党”在屋里忙活擀面条的时候，小喜坐在外面凳子上直掉泪，很委屈地说：“这要是在俺家，俺妈肯定不会叫我干这活，早就把饭端到桌上了。明天咱回家吧？我真想家！”他边哭边说，闹得我心里很难受，突然感到很想家，也陪着他掉起了眼泪。

过了一会，“老党”端过来两碗捞面条。因为没有菜，他就用蒜臼子砸了两头蒜，放到面条里搅和着吃。我们确实饿坏了，端起碗三下五除二就吃了一多半。“老党”一看这阵势，就慌着又去下了一锅，不一会又端来了两碗。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是感激还是委屈，我们俩边吃边掉泪，端着碗再也吃不下去了。“老党”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们俩，一声不吭。在我们俩离开砖瓦窑，走到路口向他挥手告别时，他大声说了一句：“孩儿，肚饿了再来啊！”心里忍着难受和憋屈，又怀着对“老党”的谢意，我们俩在回青年队的路上，谁也没有再说话。

回到青年队，大家都急着问：“没见你们两个吃饭，去干啥了？”程胜利和席中原见我和小喜不高兴，就问：“咋了？”小喜说：“我想家了，想叫林春和我一块回家。可回来晚了，差点没饭吃！”说着又哭了起来。胜利一看小喜哭，就说“我也可想家”，眼泪也掉了下来。旁边的高树房、席中原等好几个同学也跟着哭了起来，越哭声音越大。不一会儿，旁边的女生宿舍也传出了哭声，而且不止一个人，就好像是受了感染似的。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下乡快一个月，确实想家了。平时不想说，也不敢说的，在那个晚上借着小喜的一哭，大家终于憋屈不住，都哭了起来。

六、一条洗脸毛巾

1974年5月的一天早上，队长卢影常安排我去找社员卢广义一起往地里送肥。因为需要用架子车，我就扛着铁锹到他家里找他。那天他起得有些晚，正蹲在地上就着脸盆子洗脸，见我过来了，就招呼我坐会儿等他。

他双手捧起一些水把头和脸弄湿，随手拿起一个洗衣粉袋，往手心倒出一点，往头上一抹就开始洗头，洗完了拿起毛巾擦头擦脸。就在这时，我看清楚他手里的那条“毛巾”，根本不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而是一块白色粗布，看样子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黄黄的、灰灰的。我正琢磨着这“毛巾”光溜溜的，能擦干净头脸不能呢，老卢喝了一碗水缸里凉水，拉起架子车就准备走了。我说：“哎，你还没刷牙呢？”他说：“刷啥牙哩，走吧。咱农村人可不像你们城里人早上刷牙，晚上洗脚。咱也不买牙膏，不买香皂，省出点钱买些油盐酱醋比啥都好。”他不经意间的几句话，噎得我好大一会儿没有回过神来。那时刚到农村不久，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不太了解，所以不知道我是问对了还是说错了。

我们俩拉着架子车一直往前走。他看我不吱声，就说：“可不是我一个人不刷牙，村里边的人大部分不刷牙。牙膏、肥皂都挺贵的。”我问：“那你们身上脏了在哪里洗澡？”他说：“在家里用井水撩着洗洗就行了。”我说：“冬天咋办？”他说：“不洗！谁还专门为这跑到城里花钱去澡堂洗澡？”我们俩边走边扯。

第二天早上，端着脸盆去洗脸，看着手里拿着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肥皂，我愣神想了很久，真的不知道该咋用了。

七、夜里引水浇地

1974年10月，地里的玉米长出来了，由于天旱无雨，苗儿耷拉着脑袋，急需要引水浇灌。

一天晚上，队长卢影常叫我和三队社员卢小窝一起，去离村三四里外的小郭富村水口引水浇地，说是晚上8点要准时把水接过来。卢小窝比我年长几岁，以前浇过地，比较有经验。他专门告诉我：“别看白天天气比较好，到了夜里天气很凉，你把衣服穿得厚一些，身上带点干粮，下半夜肚子饿了就吃点。”

吃过晚饭，我们俩就拿着手电筒，扛着铁锹，顺着土路和水渠走到小郭富村水口，在那里见到了公社管水利的干部老李和小郭富村的两位社员。在老李的看管下，8点钟准时将流往小郭富村的水口堵住，把流往塘石村的水口扒开。涓涓的河水，顺着水渠哗啦啦地流向下游，我们俩跟着水头一直往下游走。凡是有堵水的地方，就赶快清理干净，有漏水的地方，就挖土堵好。水渠的质量还算不错，水头也不小，一直往前流着，很快就到了我们三队的地界。按照队长事先的安排，我们俩先将北地的“谷沱”(水池子)蓄满水，然后挖开水渠的分水口，让水顺着地势浇地灌溉。

农村的夜晚静悄悄的，旷野里没有城市的满街灯光，也没有城里的喧闹。田野里传来蛐蛐的啼吟，“谷沱”旁边传来青蛙“咕哇咕哇”的叫声，不时有夜鸟从树上发出几声鸣叫。我和老卢打着手电，拿着铁锹，顺着一块块玉米地跟着水头引水灌溉。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有的地块浇得比较透彻，也有的浇不到多少水。忙到后半夜，老卢躺在地头睡着了，我打着手电继续看水。

皎洁的月亮挂在树梢。苍穹辽远，大地安宁。这份宁静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和遐想，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某种爱恋。卢小窝睡了一觉后，起身查看浇地的情况，看到一切正常，就招呼我也躺下来睡一会儿。我因为没听他的话，穿的衣服比较单薄，又担心地上有蚂蚁或虫什么的爬到身上，就坐在地头，一直挨到月亮渐渐淡去，东方微微发亮，林子里的鸟儿开始吵闹，远方村子里传来鸡鸣犬吠。

八、文体生活与学习教育

我们塘石下乡知青的文体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有时间、有条件，我们就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林萍、樊月芳在学校是排球队的，原永生、连明是篮球队的，张志明是乒乓球队的，常小凤自幼跟随父辈练习绘画。学校在欢送我们下乡时，专门赠送了篮球、排球、足球各一个，乒乓球、羽毛球各一套。大家又从家里带来或购买了二胡、月琴、竹笛、小提琴等。在青年队大院里，同学们利用集中住宿的有利条件，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互相学习，相互交流，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促进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可以说，青年队成了塘石村的夜生活俱乐部。

大队支部书记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在农闲时多次安排社员和知青们一起平整场地，修建球场，还制作了篮球架、篮球板、乒乓球台等。尤其是带队干部刘启运，先后带领我们知青到梨林公社的南程、思礼公社的荆王、克井公社的青多等知青点交流学习或进行体育比赛。林萍、樊月芳、原永生等还被推荐集训，代表济源县参加体育比赛。有绘画特长的常小凤，几乎承包了队里的文化宣传任务。她制作的壁报、板报，成了社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景观，受到过领导的表扬。

那时，农村三天两头停电，为了便于夜晚看书学习，同学们就自制了多盏煤油灯，或买上几根蜡烛备用。晚上，我们通常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看书学习，希望以后能够参加高考，做一个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老支书卢庆隆为了增强本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专门抽调冯爱清、原永生等同学到村里的学校任教，并安排我们回城里的学校，借一些图书回来。常小凤、卢素云等同学之所以能够在国家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大学和中专，就得益于在农村不间断地学习和同学们的帮助。知青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品质的养成，则得益于老支书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的跟踪教育和严格要求，得益于社员群众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帮助。

九、收获

在塘石，我们这些天真无邪、单纯幼稚的知识青年，有过梦想与希望，有过迷茫与惆怅，有过吵闹与愤怒，也有过理解与谦让。在塘石大爷大叔们的指导下，我们学会了犁地种地。在大娘大婶们的帮助下，我们学会了洗衣做饭。在大哥大姐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学会了接人待物、应对困难和生活自立。

5年多的生活磨炼中，我们遵纪守法，没有出现与社员群众打架斗殴闹不团结或毁坏公私财物、偷鸡摸狗的行为，没有一人受到违法违规处罚，未出现男女之间伤风败俗的行为。在大队党支部的关怀照顾下，在带队干部的帮助教育下，我们26人中，有1人入党，2人入团，3人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妇女队长，2人担任现金保管员或实物保管员，有12人次出席济源县、新乡地区劳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包括我在内，有5名知青应征入伍，2名知青考上大中专院校。青年队的索玉闽和常小凤、高树芳和冯爱清，在劳动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最终情投意合，结为终身伴侣……

所有这些，也许是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在塘石村受到好评，或者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仍对塘石村念念不忘的原因所在。

（本文刊发于2024年8月8日《济源日报》第6版，作者张林春，195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第三中学1974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4月至1976年2月在济源县克井公社塘石大队当知青，1976年3月入伍，1985年11月转业，先后在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车站分局、刑侦支队工作，历任派出所所长、刑警大队大队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