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胜利

“大路三尺宽，小路难登攀；牛羊不愿走，挑担难换肩；种地不打粮，吃水难上天；潮湿窑洞住，辈辈窝穷山”，这是老山口的旧貌；“全国文明村”“河南省卫生村”“济源市美丽乡村试点村”，这是新山口的新颜。从新中国成立前简陋的窑洞小学起步，几经辗转，办初中、办高中，再到建成一度拥有师生逾千人的镇级实验小学，山口村的办学历程，也是她由穷山村到“明星村”的一个历史缩影。

作为土生土长的山口人，我自己就是乡亲们执着办学的受益者之一，读小学和中学都没有出村，1989年高中毕业后也未离开乡土，几十年来耳闻目睹了许多关于山口人办校兴学、尊师重教的轶事。

一、窑洞中创办培英小学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山口村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叫培英小学，具体开办的时间已不可考，大概是在 20 世纪的抗日战争期间。那时，山口人分散居住在太行山上的沟坎山岭之中，孩子们上学读书是一大难题，乡亲们因陋就简，辟出窑洞，办了这个学堂。

培英小学说是“新式学校”，其实还有点私塾的性质，办学算不上规范和稳定。它先是在上窑的一孔窑洞里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辗转到下窑，在河东、下坡张家楼也短暂办过一段时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这所窑洞小学给了山里孩子识字读书的盼头，让山村里除了鸡鸣犬吠之外，有了琅琅的读书声。

创办培英小学的老师叫张敬元，山口村人，20世纪30年代曾在休昌教书，后回村任教，1972年退休。张敬 元的文章和书法，都有一定的造诣，人品也为乡亲们所敬重。他教学严格，不认真学习的学生时常要挨板子，很多人至今记忆深刻。他坚守乡村教育数十年，成为好几代孩子的启蒙恩师。曾任第13军第39师副师长、四川省军区乐山军分区、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务的侯立基，就是从培英小学走出去的解放军高级干部。某年回山口老家探亲，他屏退警卫员，单独拜访张敬元老师，成了山村尊师守礼的一段佳话。

在教学之余，张敬元苦中作乐，曾模仿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写过一篇《环校风景记》，描述了当时山口村的环境和培英小学的风致：“环口皆山也。东金柜，而西箭过。北楼斗，而南豹窝。四环之内，蜂窝蚁穴，有一村落者，名称山口也。村落中有一小校，翼然临于南北往来要道之上者，培英小学也……”张敬元故去后，乡亲们感念他为村里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此文刻于其墓碑之上，以示铭记。

1946年济源解放后，培英小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办学才逐渐正规起来。后来，政府增派了尚庄的任振凡到学校任教，充实了教师队伍。

据说，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员、担任沁河游击支队队长的贺思铭经常在山口一带活动，曾在上窑的培英小学讲过课。西窑头村人、共产党员郭法善利用教员身份，在山口到山西之间往来活动，一起宣传发动过群众。村民姚进孝就是在培英小学被发展成地下党员，后来到山西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深造，返乡后成为地方骨干分子，联系发动群众，为部队筹粮。从这个角度来说，培英小学还是一所红色小学。培英小学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姚修济（原济源县教育局干部，县九中、五中校长）、李道性（原省委办公厅干部）、李兆林（原省交通厅干部）、侯超文（原郑州市教育局局长）、党可言（原县立十五中教导主任）、侯立周（曾任村学校校长多年）、侯超光（小学高级教师）、党可信（抗美援朝老兵）等。

二、拆古庙建东石板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号召普及教育，山口村人决定为孩子们修建一所像样的学校。新校址选定在东石板，与当时的大队部相邻，乡亲们称这所学校为东石板学校。

东石板学校1953年开建，在村干部的组织下，乡亲们热情高涨，杀荆砍椽，和泥编笆，开山采石。村里老人们回忆起当年建校时的艰辛，至今仍感慨万千。那时，经过长年灾荒和战乱刚刚稳定下来，村里没有钱购买建校的木料，不得已拆了始建于唐代的香岩寺的部分建筑，拆下来的大梁、柱子，一些用于建设校舍，一些被做成了课桌。香岩寺在战乱年代已经失于维护，后来“破四旧”和建东岭学校时又有损毁。今天作为五龙口景区景点的香岩寺，是1990年至1995年村民集资在原址上重修的。

东石板学校采取边修建、边办学的方式进行，先盖好北屋教室，几个年级分批在一个教室上课，或者两个年级背靠背上课。后来，又陆续增修屋舍，1958年新学校最终建成。

它坐东向西，背靠金盔顶山，面朝愁沟河，东西两侧有进村出山的道路，几个自然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方便。校园院落宽阔，校舍以青石砌基，以“胡砌”（济源方言，是一种土坯，有人考证说大概应叫做“活砌”）垒墙，墙面先涂“圪巴泥”（济源方言，用碎麦秸和泥而成的抹墙材料），然后再粉白石灰。校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院中有一棵梧桐和两个灰石垒的乒乓球台 ，从校门到各个教室都铺有卵石甬道。乡亲们祖祖辈辈住在“ 黑窑窟窿 ”（窑洞），这座崭新的学校如同天上宫阙，当时连平原村的人见了都赞叹不已。

有了学校，就有了阵地。不仅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条件改善了，当时国家正在推行扫盲运动，村里还依托学校开设了识字班。父辈中没有入过校门的，也有机会参加夜校识字班。父子共用一本书，聆听同一个老师讲课，成为一景。

东石板学校起初只办小学一到四年级，五、六年级的学生得转到贺坡或尚庄上学。但到外村上学要投亲靠友，一些食宿没有保障的孩子因此辍学。后来，政府要求公办教师返回原籍，普及初中，1968年秋东石板学校开办了中一班。那时初中为二年制，1970年中一班毕业，中二班第二年就开始转到山口村在口外新建的东岭学校。1987年，东岭初中裁撤后，东石板学校被合并到东岭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是1976年开始在东石板学校上小学，张治和、党可贵、姚修保等先后当过我的老师。当时，学校老师中，张敬元、贺德得、李道华、侯超光是公办教师，其他都是民办教师。

此外，20世纪60年代，为方便孩子就近上学，山口大队所属的李庄、白涧、白龙庙三个自然村也先后办过学校，白涧小学后来合并到白龙庙小学。这几所学校可以看作东石板学校的分校，为当地孩子上学提供了便利。

三、小山村办高中

1968年，村里办起初中后，被誉为“30年不落后”的东石板学校一下子就落后了，生源增加，校舍不足，地方狭窄，无法扩建，于是村里决定在口外的东岭新建学校。当时的东岭一片荒芜，四下无人居住，但地理位置不错，正好处于几个自然村的中央。

1969年，东岭学校破土动工，又是一场“大会战”。其中打“胡砌”的场面尤为壮观，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打“胡砌”是用牛来踩，各小队牵来最壮实的牛，二三十头牛组成牛阵，在一亩多大的泥地上来回反复踩踏，直到将地面踩实，再用裁刀切割成土坯，起出晾晒至干透，用来砌墙。为了解决建校的木料，村里拆除了香岩寺剩下的建筑，不足的部分采取摊派的办法，由几家合伙“兑”（捐）一棵大树或大木料。那时木头金贵，乡亲们舍小家为大家，砍伐自家树木，拉来了木料。校舍建好后，师生们边上课，边抬渣垫土，平整地面、甬道和走廊。

东岭学校先建了东边三间教室，将东石板学校的初中部转到这里。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到平原村都在忙着办高中，村里决定续建东岭学校，办高中部。当时村集体依旧贫困，靠组织乡亲们砍杀荆条搞创收，千辛万苦在西边又建了九间房，并在房后破山平地，箍了四孔“大石圈”（窑洞）。老人们讲，山口人能干成这样的大事，靠的就是人心齐。学校建成后，村里的孩子不出村就可以从小学上到高中，而且是全免费。学生个人所用的笔和本，也是用学校组织勤工俭学所得的收入购买、发放的。我1982年开始在东岭学校上初中，还记得每年开学时，老师都要带领部分学生到十几里外的贺坡，用大荆筐往回抬课本。学校用水困难，我们各年级轮流排班，每天要到十多里外的龙窝抬水，存到教室的水缸里。通电以后，我们开始住校，寝室就是那四孔“大石圈”，睡的是大通铺。那时候，乡亲们家家户户还舍不得用电，夜里沟沟岔岔漆黑一片，东岭学校成了山沟里最亮堂的地方。

由于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外地教师像走马灯，来了留不住。当年从平原村调来一位英语女老师，很受学生待见。学校将她宿舍的门窗钉牢，专门买来老鼠药放到床下，还安排本村的女老师排班，夜里陪她住校。

那位女老师很爱学生，对校方的照顾也备感温暖，表态要扎根山村。但是后来，连挂在梁上的烧饼也被老鼠偷吃后，她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大概坚持了一年多，就“仓皇而逃”了。她是当年唯一从平原来到山口村任教的女教师，长相俊俏，身材苗条，说着一口流利的“洋话”，一颦一笑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那年月，一个村一年能考出一个大学生，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甚至整个村里人的脸上都有光彩。东岭学校虽然师资力量薄弱，但还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他们后来有的成为医生、大学教授，有的当了工人或国家干部。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纳米材料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张治军，就是从东岭学校走出去的佼佼者。那三届高中也培养出了不少乡土人才，如拉二胡的张长安，吹笛子的姚新亮，会画画的党武常等。他们大多是侯超光老师教出的学生，后来为山口村花鼓戏的传承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1979年送走最后一届高中班后，东岭学校改为三年制初中，一直办学到1987年。

四、千方百计留住自己的小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207国道（今改为208国道）开修，要从山口穿村而过。腰包稍稍鼓起来的乡亲们纷纷在口外申请宅基地，老村搬迁已成大趋势。

当时，东石板学校位置偏僻，且教室已成危房，东岭中学的校舍不仅紧张，而且历经长年日晒雨淋，也已破旧不堪。土地承包到户后，一些民办教师家里缺少劳力，好多人选择辞职回家种地。在这种情况下，东岭学校的初中在1988年初裁撤，合并到贺坡中学，小学就从东石板搬到东岭继续办学。

1989年白龙庙脱离山口村，成为独立的行政村，以前位置居中的东岭学校一下子被边缘化了。老村面临搬迁，再对山里的老学校进行改造，已无必要，东岭学校一度也面临被上级裁撤的命运。

听说村办小学要被裁撤，乡亲们议论纷纷。大家认为，在吃糠咽菜的困难年代，村里的孩子还能在家门口上小学，读初中，甚至念高中，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却连小学也要没有了，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村干部也认为学校若在这一届干部手里被裁掉了，自己将成为山口村的“罪人”。于是，村干部党可华、侯国、贺德荣等多次开会研究，决心争取为村里留下小学。他们三番五次到乡里和市里反映群众呼声，提出山口村要在规划中的新村建一所新学校。时任小学校长李道华也积极向有关部门写申请报告，力争保留学校。上级部门几经调研，最后被山口人办学的赤诚打动，同意保留山口学校。

就这样，选校址、建新校便被提上日程。最后，校址定在新村附近、国道旁的椿树圪垱，是当年“农业学大寨”时，乡亲们靠双手在乱石坡上刨出来的一片好地。哪怕是已经规划要在那片地上安新家，大家也愿意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学校。在乡亲们的慷慨支援下，仅用了一年，新的山口小学就顺利建成了。两排齐整的红砖青瓦房，宽敞明亮的教室，干净整洁的水泥地面，花木带成行的校园，红砖围墙隔出了一方幽静的书香之地。新校建起来之后，一些调走的教师又回来了，山口人如愿留住了自己的小学。

五、建成远近闻名的镇级实验小学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抓住207国道带来的晋煤外运的机遇，山口人依靠中转煤炭发家致富，纷纷离开太行山上的沟沟坎坎，乔迁到山下的新村，建起了楼房。这时候，因为计划生育等多种原因，山口小学的生源逐渐减少，再次面临被裁撤的危险。村民大会通过表决，决定修建一所更高标准的新学校，不仅要满足本村孩子上学的需要，还要吸引周边村的孩子就近上学。

对于这个决策，起初也有人提出异议，但很快就被集资捐款的热潮淹没了。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青年学生 ，大家纷纷捐款。市、镇两级因势利导，同意在山口村新建学校。一年多之后，新校的教学大楼就拔地而起，成为全村最气派的建筑，其硬件设施和市区的学校相比，都毫不逊色。学校建成后，移交给了政府教育部门。原计划叫山口学校，办全寄宿制的一轨或二轨制小学和初中，后来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改名为五龙口镇实验 小学 。与之同时，从1987年到1996年延续10年的山口小学退出历史舞台。

1997年，五龙口镇实验小学开始招生。虽然它已不是村办小学，山口村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工作，不仅用专管专线保障学校用水、用电，每年还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予以奖励。实验小学蓬勃发展，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周边村甚至相邻的沁阳、孟州、晋城等市县的孩子也慕名而来，学校师生人数一度超过本村人口，成为周边地区义务教育的一所名校。

（本文刊发于2024年8月29日《济源日报》第6版，作者姚胜利，1969年生，五龙口镇山口村人，五龙口镇实验小学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