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哲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宋庄有一所缝纫学校，在减轻妇女家庭劳动负担、推动群众服装观念变革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它起步于1954年，前后办了20多年，为豫北晋南数十个县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会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人才，用“声震豫北晋南”来评价，也毫不为过。

说会用缝纫机做衣服的是“人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以为然。如今日常的吃穿用度都可以购买，缝纫机在家庭中已经被淘汰了，就是作为“古董”在农村也很少能见到了。但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济源农村，缝纫机还是个稀罕物，人们做衣服沿用的还是几千年不变的穿针引线的老办法。衣服的样式，虽不能说千年不变，也至少仍是民国以前的样式。民国时期的标志性服装，是四个兜的中山装和两个兜的学生装，但解放初期还没有传到济源农村。缝制中山装，必须使用缝纫机，因此推广使用缝纫机，就成为当时最前沿的“高科技”；会使用缝纫机的妇女，即便不叫“人才”，也完全称得上是“巧妇”。

宋庄缝纫学校的开办者，是宋庄黄姓人家一个已出嫁的姑娘，名作民。黄作民女士的夫君是济源裴村人，姓于名九高，早年在开封办有实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企业家；他在政界也有影响，曾是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黄女士的弟弟黄振海，为人和善，处世进退有度，在家族中辈分又高，族人多呼“老八爷”。黄女士本人乡情甚笃，可能小时候也是受尽了穿针引线缝衣之苦吧，夫君功成名就之后，念及故土乡亲缝衣做裤的难处，就回到济源，派人四处贴广告，在娘家的院子里，开办起了济源历史上第一个全部是女孩子的职业技术培训班，成为太行山下名动一时的破天荒壮举。

据第一期学员赵桂莲回忆，宋庄缝纫学校教学用的缝纫机，是黄女士从郑州租赁运来济源的，一个月12块钱租金，4个人合用一台。首批学员约有近40人，都是黄女士亲自选定的周围十里八乡的农家女孩子，宋庄本村参加学习的只有她和堂姐两个。开学没几天，黄女士的两个本家侄孙辈黄本道、黄本茂见学习缝纫可以长点本事，就缠着祖姑也要参加培训。黄女士见两个侄孙好学上进，甚是喜欢，也就破例了。教缝纫的老师是黄女士的一个干女儿；当时学习的服装样式主要是四个兜的中山装、列宁装和西式裤。

1955年，学习班结业后，赵桂莲在县手工业科办了营业执照，买了一台缝纫机，雇了一头毛驴驮着，一路步行上山，走了整整一天，在王屋街上找了一间门面房，开办起了王屋山区第一家缝纫铺。当时，山上老百姓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她就做来料加工生意，为老百姓做新样式的粗布衣服。1957年，县城成立缝纫社，她得到消息就下了山，入了缝纫社，从此成为一个有了“组织”的青年人。1958年，缝纫社转为县服装厂，她又成为第一批县办企业的工人。

尤其值得夸赞的是，黄女士不辞劳苦回老家创办缝纫学校，显然不是为了自己挣钱，而是为了引进新技术，改变家乡的面貌。她的志趣显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几十名女孩子挣钱，而是真心实意为济源父老乡亲办好事来了。

宋庄缝纫学校1954年创办，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停办，4年间每年都要招收四五十名学员。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以后，从1962年开始，缝纫学校重新开办。这个时期的学员来源更为广泛，豫北一带原新乡、洛阳两个地区的多数县市都有不少人来宋庄学缝纫。晋南地区远及阳城、沁水、侯马、绛县等地，都有不少女青年慕名前来学习。

宋庄缝纫学校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开办时，农村已经实行公社化大集体管理。村里为了把这个学校办得更有影响，专门新辟了校园，盖了十多间教室。当年的两名男学员黄本道、黄本茂，经过几年实践，已经成长为熟练的教官。他们悉心钻研教学，又很注意自身形象，穿着讲究，黑呢子中山装干净笔挺，俨然就是一位教授的模样。

头两期学员中的佼佼者，已经能够当助教，辅导学员画服装图样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学校办得井然有序。入冬前招生，开春农忙时结业。每年招收两个班次，每期培训两到三个月，每星期上五天半课，每个月学费20元。离家远的，大都借住在本村农户家里，自己做饭，打地铺睡觉，不需要交房租。后来，缝纫学校明确了校长，设立了办公室，在办公室墙上挂上每期毕业学员的集体合影，很是气派。课下练习时，学员们都蹲在学校院子地面上画图，黑压压一片，煞是壮观。后半期上实践课时，学员在老师和辅导员的指导下，开始自己买布做衣服；比较熟练以后，给亲戚朋友做衣服，不收工钱，得以“深造”。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宋庄有几位心灵手巧口才好的裁缝高手已经具有为师带徒的能力，有几个生产队就利用这一人才优势，也办起了缝纫学校。全村六个生产队，就有五个生产队办过缝纫学校。有几个手艺好心气高者，还到山西高乐等地办起了缝纫学校。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些人虽有一技之长，甚至可以算是时代骄子，但经济收入也不比一般劳力多多少。因为当时农村实行的是经济集体经营体制，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外地办缝纫学校，都属于集体副业，经济收入都必须纳入集体管理。在本村教缝纫的教师，凭这一技之长，除了在生产队记工分，还可以得点现金提成。提成数量各有不同，大概在10元到20元之间。那些在外地办缝纫学校的，由于生产队无法掌控，就让他们按外出时间给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外出教缝纫的尽管没有几个人，但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透明，再加上人们长期形成的“一大二公”分配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大家眼红甚至嫉妒的对象。

第二阶段的缝纫学校，一直办到20世纪70年末。其间，虽然也有波折，比如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缝纫学校招收的学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公社领导说学缝纫的都是青年劳力，影响了学大寨工作进度，又被通知解散。但没过多久，又悄悄办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对劳动力的管理没有了“抓手”，也就不再管了。有几个手艺精湛的裁缝，就到外地办缝纫学校。翟秀兰是村里有名的裁缝高手，先在村里集体办的缝纫学校当教师，后来又到西许、东郭路等村教过缝纫。1984年，她和本村的杨烈惠一起，到山西平陆县一家私人办的缝纫学校当教师。那里虽然条件艰苦，但每个月可以拿到80元工资，这在当时可以算是高收入了。年底，她们从平陆县返家时，已经快过春节了。因为交通不便，两个人一大早5点就赶到黄河边，一直等到9点才坐上小船。当时河水已经结冰，风雪又大，划船的人就边敲冰边往前划。从平陆到三门峡，船票每人花了3毛钱。在三门峡坐上公共汽车，又途经洛阳转车才回到济源。

“马要鞍装，人要衣装”。在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谁家有个裁缝巧手，做的衣服合体大方，家人穿出去受人称赞，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即使不会做衣服，也得会补衣服。那时的布料都是纯棉质的，极不耐穿。又经常干重体力活，衣服磨损得也快。尤其是裤子，穿一个来月，裤裆和膝盖就会磨出窟窿。就是这补补丁的活儿，也很能见水平高低。手工好的，补丁样子好看，针脚密实匀称，人见人夸。有些家庭主妇，做成了新裤子，就先在裤裆和膝盖的部位缝上补丁，防患于未然。作为家庭主妇，如果打个补丁也去求人，是很遭人嘲笑的事儿。因此，女孩子长到十七八岁，会不会裁缝、手工好不好，就成为街坊邻居评价其本事大小的重要尺度之一。大多数家长，都会把学裁缝当作女孩子“长本事”的大事来看待。宋庄有几户人家的媳妇，就是当年在村里学裁缝的女孩儿。

学裁缝，“裁”和“缝”是两个概念，裁得好，衣服才能合体；缝得好，衣服才能平整，穿在身上才会妥帖。裁和缝相比，裁剪更重要些。但大多数人上过缝纫学校以后，并不经常做衣服，买了布往往不敢动剪刀。于是，村里几个裁缝高手就成了大忙人，经常要为求上门来的街坊邻居挤时间裁衣服片子，她们也因此受到人们格外的尊敬。在这方面，为师多年的翟作荣、翟秀兰等几个人，不仅量体裁衣手艺精到，而且待人和蔼，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宋庄缝纫学校前后办了近30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有四五千人。这些人学成以后，不仅自己做衣服，带徒弟，有的还办学校教缝纫。到20世纪70年代末，济源农村大多数妇女会使用缝纫机了。缝纫机的使用，不但极大地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负担，也很快改变了人们的服装穿着风貌。因此可以说，宋庄缝纫学校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划时代”的意义。

（本文刊发于2024年11月22日《济源日报》第6版，作者李德哲，1950年1月生，1972年开始新闻写作，197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专业，济源电视台、济源日报社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济源县委通讯组干事，济源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济源日报》总编辑、社长，济源市委副秘书长，济源市政协第六、第七、第八届委员、常委，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2002年开始从事济源历史文化研究和编著工作，先后担任《济源历史文化精编》《济源古代文化研究》《济源历史文化博览》主编，《王屋山道教》执行主编，《文化济源》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