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5月4日，九三人都要隆重地纪念五四运动，驻足回望，凝眸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既充满辉煌又历经苦难的发展历程和九三学社发展之路。九三先贤在“五四运动”中澎湃的激情，勇猛的精神，九三人深深的“五四”情结，冲破时间的阻隔，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九三先贤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许德珩、梁希、张西曼等九三先贤，都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走上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许德珩于辛亥革命期间在江西九江参加了李烈钧的革命队伍，1912年孙中山前往九江视察时，许德珩以李烈钧秘书的身份参加欢迎孙中山的仪式，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梁希于190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中国同盟会，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鞭挞黑暗的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的训练工作。张西曼1908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为南京革命政府在中俄边境招募张宗昌和刘弹子及刘的部下，使其南下受编为北伐骑兵。1912年，张西曼前往彼得堡及莫斯科与俄国革命组织秘密联系，为中国革命争取援助。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对许德珩、梁希、张西曼等人的民主政治思想观影响深远。 

　　九三先贤积极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学界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以爱国、自由、民主、科学为思想大旗，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多九三学社先贤受其影响，积极投身到爱国救亡、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文化源头，也是执政党中共的文化源头，还是九三学社的文化源头。 

　　九三先贤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影响，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孟宪章、虞宏正、孙云铸、杨钟健、侯德封、魏建功、尹赞勋等九三学社早期领导人和成员，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梁希于1916年自日本回国，应聘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张西曼于1917年在哈尔滨与友人创立东华中学，他们都喜欢阅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深深的影响了九三先贤。 

　　九三先贤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许德珩在北大时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师友之谊。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参与发起了学生救国会；与邓中夏、黄日葵等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张国焘、俞平伯等同学，及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参加，宣传新思想，普及平民教育；参与创办并主编《国民》杂志，发表爱国时文，宣传救亡爱国思想。该刊自创刊之后的每期均有许德珩的撰文，他还约李大钊等为之撰稿。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指导帮助下，杨振声于1918年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第一个社团――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并成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新潮社自诞生起，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陈独秀的《新青年》同声相应，与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振声发表的文章直接反映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国民》《新潮》等杂志以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对当时青年思想起着导向作用。 

　　九三先贤轰轰烈烈推动国语运动。黎锦熙在1915年任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期间，即撰文提倡改革文字，提出“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并要求教育部下令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一切从小学做起。次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黎锦熙为委员之一。1918年，在黎锦熙等人的四处奔走下， 注音字母为教育部正式公布，黎锦熙为此创制注音符号草体，从此国语运动出现了新局面。黎锦熙推动的国语运动在增进群众知识、提升群众识字能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九三先贤积极组织参加学生运动。在爱国、自由、民主、科学思想影响下，1918年5月，许德珩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许德珩作为13个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冯国璋的会见，在冯国璋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后，学生们才散去。此时，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许德珩等参加的学生活动，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九三先贤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大潮 

　　1919年5月4日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其中，4位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早期成员，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大告。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替代战败国德国强占山东的消息传来，北京部分高校学子在北大集会，商讨救国方案。受北大学生会推举，许德珩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言辞悲壮，催人奋发。因时已深夜，买不到白布，许德珩把仅有的一条半铺半盖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写上标语，做成集会游行的小旗。5月4日上午，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集会后许德珩被推选为4位学生代表之一，向美国使馆递交维护中国山东主权的《陈词》。下午，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在群情激愤的学生冲向赵家楼胡同，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之后，许德珩和另外31名爱国学生被捕。5月7日，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呼吁下，32名被捕学生被释放。许德珩出狱后立即又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作为学联会北大代表之一，继续参与组织领导了5月19日的罢课。5月27日，他化装出京，去上海筹备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后，他当选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任委员。在上海，许德珩和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同学一起拜会了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五四”当天，身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潘菽激愤于青岛问题中的国外强权、国内无能，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运动大游行。他与同学们一道热血沸腾地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讨国贼，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这场斗争使潘菽认清了“没有民主和科学就不能救中国”的道理。出狱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潘菽前往美国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四”游行当天，身为北平高等师范学生的初大告，随着队伍冲向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和学校其他7个同学一起被捕，被誉为高师“八君子”之一。初大告的原名为初铭音，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被捕后，为了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的高师校长陈宝泉为其改名。 

　　杨振声，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在由山东问题直接引发的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山东人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集会游行示威。运动中，他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归还《五七周刊》，被军警逮捕。被营救出狱后，他写的家信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 

　　五四运动中，除了上述四位九三先贤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外，早期的众多九三社员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五四运动。杨钟健在还是北大学生时，就参加了许德珩、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并担任过该团的总务干事，经常到市内以及周边的农村、工厂、铁路宣传演讲，唤醒民众。此后他又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进步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天安门的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的队伍中。1920年1月，杨钟健、刘天章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杨钟健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杨钟健、刘天章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创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 

　　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上二年级的周培源也在上海参加了罢课游行。黄国璋、黎锦熙、张雪岩也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九三先贤成立九三学社发扬传承五四精神 

　　1944年下半年，许德珩、梁希、潘菽等一批文化、教育和科技界人士，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和抗战问题。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以期促进民主和团结抗战。1945年9月3日，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命名，正式成立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就这样，一个以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民主政团诞生了。九三学社的宗旨就是“民主与科学”,《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九三学社成立后，始终发扬传承五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忘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全体社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作者焦依平系九三学社河南省委法治委员会委员、济源市政协副秘书长，崔敏系九三学社济源支社科技小组主委。该文发表在河南省政协《协商论坛》201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