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和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影像。一个地域历史名人的多寡，与这个地域的地理区位和人文环境有极大关系。济源北依太行，南临黄河，与九朝古都洛阳隔河相望，从东周至五代济源属于京畿之地。两地虽有黄河相隔，但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即有河阳之城连接黄河两岸，唐代以后又增设河阳桥，为两岸的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因此，两地经济和人文交流极为广泛，是济源产生众多名臣贤相、志士仁人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众多济源籍或长期生活活动在济源的历史文化名人中遴选出13位代表人物，如战国时期的聂政和汉代的郭解，都是名载史册的侠士。抗日战争时期，聂政的故事还被郭沫若改变戏剧《裳棣之花》，以鼓励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张禹、徐有功、张廷珪、温造、裴休等，都是汉唐名垂青史的贤相名臣。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还特别批语“‘命系庖厨，势固自然’此言不当”，感慨之情溢于言表。宋初的济源县令陈省华，不但为官清正，为民所爱，且教子有方，三个儿子均及第进士。元代著名戏曲家关汉卿的《陈母教子》即取材于陈家的故事。千百年来，这些历史名人的故事，对济源的民风、政风均有重要影响，是济源宝贵的精神财富。 

　　侠肝义胆说聂政

　　轵城镇泗涧村——聂政祠

　　荆柯刺秦王、聂政刺韩傀、王僚刺吴王、豫让刺赵襄子是中国古代闻名的四大刺客。而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则是济源人的骄傲。《史记》记载：“聂政者，轵邑深井里人也”。即今济源市轵城镇泗涧村人。 

　　聂政出生于天下纷争的战国时期。虽然家境贫寒，但性情耿直的聂政却从小就爱舞刀耍剑，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十七岁时，聂政仗剑刺杀了一个在当地为非作歹、鱼肉乡邻的恶霸。为避祸，聂政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往齐地（今山东）避难，以屠为业，维持生计。 

　　当时韩国韩烈侯任用韩傀为相国。韩傀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祸害百姓，并与大夫严遂结下怨仇。严遂便四处寻找勇士，企望助其刺杀韩傀，以报公仇私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严遂在齐国的一个农贸市场见到一位操外地口音的屠夫，这人身材魁伟，气势威猛。交谈中得知他就是魏国轵人聂政，于是严遂备下厚礼，借为聂母祝寿为由，希望交结聂政以报怨仇。当时聂政以老母尚在，尽孝为重，难以脱身，不能以身许人为由，拒收严遂所赠百金。此后，严遂经常周济聂家钱财，聂并未表示特别谢意。一年多后，聂政老母辞世，姐姐出嫁。待守孝期满，聂政念严遂厚待之恩，便找到严遂说：今老母已寿终，姐姐已嫁人，再无牵挂，现在到了“士为知己者用”的时候了。您的仇家是谁？我愿为您报仇。严遂便告知实情，并计划派一些车骑壮士协助聂政行刺。聂政说：韩傀为相，戒备森严，不可张扬，人多嘴杂易漏风声，一旦事败不但难报怨仇还会招致举国上下与您为敌，岂不误了您的大事。聂政谢绝严遂所派车骑人员，独自一人直奔韩都。 

　　韩烈侯三年（公元前397年）三月的一天，聂政独身仗剑乘夜潜入相府。次日，韩傀刚刚入堂坐定，聂政便口喊“有急事禀告相国”，闯过重重守护，打翻众多甲士，直奔正厅，挥剑刺死韩傀。相府卫士惊呆片刻才一起冲向聂政，聂政挥剑拼杀，当场击毙数十人。一番血斗之后，聂政见刺杀成功，突出重围又无可能，深怕被人认出自己，日后连累家人及好友，就用匕首毁容，刮破自己的脸面，挖出自己的眼睛，然后刨腹自尽。韩烈侯得报，下令追查刺客的身份，却没人认识。于是便命人把聂政的尸体摆放闹市，悬赏千金以查清其名姓。一连七天，竟无人指认聂政。这件事很快传到魏国轵城，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后，断定刺客是自己的弟弟。于是聂嫈急忙赶往韩都，一见果是其弟，便当众伏在尸体上痛哭。街上行人见状，皆大惊，有人对聂嫈说，韩王悬赏千金以查刺客名姓，夫人怎敢相认？聂嫈边哭边说：我何尝不知，弟自毁容面是因为怕我受牵连，我岂能为保自己性命而埋没弟弟一世英名。说罢，聂嫈对天大呼三声，撞向街边石坊，壮烈赴死。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义侠，聂政的故事千古传颂，影响深远。从汉代流传至今的古琴曲《广陵散》就是根据聂政刺韩相的故事创作而成，且经历代音乐家和古琴演奏家们不断扩展改编，逐渐成为一部结构庞大，且有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优秀作品，名列中国十大古琴曲。 

　　聂政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英雄事迹，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当代文学大家郭沫若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以动员全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剧目就是著名话剧《棠棣之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聂政的故事还被编成儿童连环画册发行全国。聂政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侠肝义胆英雄。 

　　光大儒学话张禹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二千五百多年来一直对国人的道德观念、人生哲理和风俗礼仪等起着极大的影响力。儒学兴起于先秦，光大于两汉，而对两汉特别是西汉后期儒学发展起着至关重大作用的却是张禹。 

　　张禹（？～前5年），字子文，祖籍河内轵（今济源轵城），幼年随父移居莲勺（今陕西蒲城），少年时喜欢在街市上观算命卜卦，成年后先到长安投入梁丘贺门下学《易》，后师从夏侯建学习《鲁论》，师从王阳、庸生学习《论语》，对经学研究颇深。学成后便自立门户，收徒传经，影响越来越大。西汉宣帝时，他被诸儒推荐入朝面试，赢得奉诏主考的太子首席老师萧望之的好评，赞其“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被录为博士（汉代的博士为官职，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从此，张禹名声大振。约在公元前45年前后，经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博士郑宽中推荐，张禹成为太子刘骜的经师。做了几年太子的经师后，他又被任命东平国内史。 

　　公元前32年，刘骜即位，张禹被诏回长安，身份也变成了“太子师”，得以加官晋爵，几年内由尚书升为丞相，最后被封为安昌侯。 

　　张禹把当时流行的多种《论语》版本进行第一次整理修订，定名《论语章句》，成为汉代儒学者必读之书。此书对汉以后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也是多种《论语》注释本的蓝本。 

　　由于张禹地位显赫，特别是由他整理编纂的《论语章句》被汉成帝在诏书中一再引用，该书即成为当时儒生尊奉的经典，称为《张候论》。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根据张禹的《论语章句》，参考《古论》进行混合修编，并作了注释，成为今本《论语》注释本，一直流传至今。关于张禹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道，后世多有品评。张禹为人谨慎，待人接物，因人而异。在张禹的弟子中，最为著名的是官至大司空的彭宣和官至少府的戴崇。彭宣为人恭敬节俭，很讲究修身治行，而戴崇性情乐观，喜酒好色。两人常来看望师长，张禹根据他们个性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分别接待。戴崇来访时，张禹就将他引入后堂，饮酒作乐；彭宣来访时，张禹只备一盘肉、一壶酒，两人对饮而论经义，从不引入后堂。张禹这样做，使两人都感到很合自己的情趣。 

　　公元前20年三月，张禹因年老多病而免职，但仍享受丞相待遇，以诸侯的身份每月初一、十五上朝晋见，皇帝还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百斤，加封食邑400户。张禹每次生病，皇帝都亲往府上探望。张禹虽赋闲在家，但国家每有大事，皇帝必定与其商议。永始、元延年间，经常发生日蚀、地震，反对外戚势力的人便趁机散布谣言，惊扰民心。成帝怕生动乱，就亲赴张府征求意见。张禹从国家大局出发，劝慰成帝。他举例说春秋的242年间，日蚀30余次，地震5次，诸侯自杀，夷狄入侵，圣人却很少说命，不责神灵。连先秦圣贤都对这些怪异现象说不清，当今那些浅薄儒生胡乱猜忌，只是新学小生，乱道误人，不要理会他们，你只管自己好好处理国事，妥善应对就行。由此可见，当时皇帝对张禹十分信赖和敬重。 

　　汉成帝死后，张禹又辅佐哀帝。张禹于建平二年去世后，其四个儿子中，长子被封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其余三子皆为校尉、散骑和诸曹。 

　　张禹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是整理《论语》，并深入研究编纂《论语章句》，为后世学习研究《论语》提供了参考，如宋人邢昺在《论语注疏》中说， 欲读《论语》，念张禹的版本。 

　　秉公执法徐有功

　　毛泽东在《新唐书·徐有功传》上的批语

　　徐有功是中国封建时代执法护法的代表人物，他在任时为政宽仁，不用杖罚，主事公道，清明廉洁，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屡屡为人理清冤案，平反昭雪，无论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赞赏有加。 

　　关于徐有功的籍贯，《怀庆府志》和《济源县志》均记其为济源人，并载其墓地在济源城东的青龙里。 

　　徐有功（643～702），名弘敏，字有功。有趣的是，其一改古人常例，以字行世，以字入史，而他的名却鲜为人知。这可能与避讳唐高宗李治的名号“弘道”，武则天的长子叫“李弘”有关。 

　　徐有功是国子博士徐文远的孙子。其应科入仕，先出任蒲州（今山西运城）司法参军，在此任内，他为政宽仁，审案不用杖罚，不搞刑讯逼供，当地百姓对其大加称道。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徐有功到京任司刑丞，不久又升任秋官（武则天时将刑部改称秋官）。武则天称帝后，因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周兴、来俊臣等一批酷吏，诬陷无辜，大兴冤狱。一时朝野惊恐，人人自危，无人敢讲真话，无人敢讲公道话。而徐有功无所畏惧，仍持平守正，秉公执法，对武则天批到大理寺审理的案件，个个都依法处理，不看上颜，不问关系，核实纠正酷吏制造的冤假错案，先后有数十人昭雪平反。 

　　武则天登基后，李姓宗室起兵反对，多被镇压，其中包括琅玡王李冲。武则天杀了李冲后，为安定人心，下诏宣布：“李冲一案只办首恶，支党免罪。”魏州有人告发颜余庆是李冲死党，趋炎附势的酷吏来俊臣宣判颜余庆死刑。案件交到大理寺复审时，徐有功坚持认为，颜是在武后赦令只办首犯支党免罪之后，不应处死，并上奏武则天说：今天这样以支党为魁首，以不该死的判死刑，赦而复判，言而无信，有损朝廷声誉。武则天听后大怒，君臣在朝堂之上激烈争辩，庭阶下大臣侍卫仪仗上百人见皇上震怒，一个个胆战心惊，不敢声言，徐有功则气定神祥，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大义凛然。最后，武则天觉得徐有功说得有道理，也慢慢消了气，免了颜余庆死刑。 

　　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告判死刑，颇有政治手腕的武则天下旨：“古人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遂答应众臣请求，决定网开一面，放生七人。而酷吏来俊臣竟私下提审裴行本，要验证前罪，宣判死刑。徐有功得知此事后，上书武后称：“来俊臣违背陛下再生之恩赐，不能取信天下百姓。”于是武则天诏令七人全部免死。 

　　徐有功任司刑少卿时，与皇甫文备同掌狱讼事宜。皇甫文备曾因私忿诬告徐有功纵容逆党。后来皇甫文备因事下狱，徐有功按律判他无罪。有官员对徐有功说：当初文备诬告你，欲置你于死地，如今他犯了事，你怎么判他无罪。徐对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徐还常对属下讲：大理寺主管狱讼，人命所系，切不可惟上是听，冤枉好人，以求个人苟安。 

　　徐有功一生三次被罢官，然而三起三落的他却矢志不渝，最后官至司仆少卿。他于68岁辞世后，还被武则天追授为司刑卿。中宗李显时又加封其为越州都督，发专文予以表彰。当时人们评论说：“今有徐有功断狱，天下无冤枉人也。” 

　　徐有功秉公执法、彪炳史册，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其事迹颇感兴趣，在新旧唐书中的徐有功传册页上，圈点多达数十处。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谈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中“臣闻鹿走山林而命亲庖厨者，势固有然”这句时，在书页篇头写下了近百字的批语。徐有功节操贞劲、嚣怀亮直，堪称一代贤良。 

　　三朝元老张廷珪

　　《济源县志》关于张廷珪的记载

　　唐代有两个首都，长安为京都，其500里范围内称为京畿；洛阳为东都，其500里内称为都畿。济源与洛阳隔河相望，相距几十里，属于都畿，加上秀美的山水和道教的鼎盛，便成为当时全国的一方热土，许多官宦要员、文人骚客纷纷在济源找一块地方修建别墅吉宅，或流寓济源，或迁居安家。张廷珪的祖上就是从江苏常州迁到济源的。 

　　张廷珪（？-734）从小就擅长文学。他性格开朗，志向高远，且勤奋好学，弱冠应科举中进士，步入仕途。进京都第三年（703年）他就升迁为监察御史。 

　　当时的女皇武则天特别喜欢修大庙、造大佛，中国的许多大寺庙也都是她以朝廷的力量修盖的。公元704年，武则天诏令从寺院征税，准备耗巨资在洛阳近郊的白马寺板营修建大佛像。张廷珪和宰相狄仁杰、李峤等纷纷奏谏。张廷珪的奏章说：“臣据目下的政情来看，则应先重边防，补充国库，培养民力；按佛理来说，则应救助苦难，崇尚无为。恳请陛下了解臣的愚见，迎合佛的心愿，务必以治国为重，安民为要，接受臣下之谏。”武则天看了张的奏章，觉得其意颇善，其情颇诚，其见确正，遂采纳了张廷珪等人的建议，下令停建大佛并亲自召见张廷珪，给予赏赐嘉奖。 

　　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李显在恢复唐国号四年后，开始重用张廷珪这位贤达文才，任命其为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后又转任洪州都督（军事长官）、江南西道负责司法的按察使等。 

　　开元初（714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一年后，又调张廷珪回京任礼部侍郎。当时天气久旱，关中饥荒，民情不稳，朝政艰难，李隆基下诏征求救灾安民之策。张廷珪上奏章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唐明皇李隆基颇为赏识其才，又擢升他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掌管机密的谪系重臣黄门侍郎。 

　　监察御史蒋挺认为，在监狱中杖责犯人的刑罚嫌轻，唐明皇决定接受蒋的建议，张廷珪则奏谏：“对于犯人以罪论刑，该杀即杀，该流放即流放，不应杖责。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当时皇帝的命令已开始执行，然而参与议论的大臣都认为张廷珪说的对，皇令当改。不久，这些议论被明皇知道了，很是恼火，张廷珪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沔州刺史，后又历任苏州、魏州刺史，再进京为少府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并四次出任太子詹事，负责掌管皇后太子家事。 

　　张廷珪擅长楷书和隶书，为当时人们所欣赏。李邕是张廷珪的好朋友，工文善书，尤擅写碑却常请张廷珪代他书写。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张廷珪逝世，享年七十余岁，被皇帝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 

　　张廷珪才学渊博，德高望重，其直言奏谏、为国献策的品格值得后人敬仰学习。 

　　善政惠民谈温造 

　　温造作为济源历史名人，不仅是因为他在唐代削弱藩镇割据势力，巩固唐朝中央集权方面功勋卓著，更因为他在家乡兴修水利惠及后世而受人敬仰。 

　　温造（765～835年），字简舆，祖籍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在其父时迁居济源（今济源坡头镇左山村）。 

　　温造青少年时英俊潇洒，酷爱读书，颇有名气。他目睹唐中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心中反感，隐居王屋山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后来，寿州刺史张建封闻其声名才智，致书请他为自己运筹谋略。温造认为张建封是成大事者，遂欣然前往。张对其奉若上宾，动静咨询，但却不委以重任。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张建封改任徐州节度使，温造辞归下邳（今江西睢宁西北），张建封舍不得失去这位有雄才大略的人才，就将自己的亲侄女许配给了温造。 

　　唐代后期，藩镇纷纷叛乱，拥兵自立。唐德宗李适在饱经忧患之后，开始加强中央禁军对各地的控制并考虑裁抑藩镇之策，于是便密诏张建封为其选招谋略贤才。张建封力荐温造并任命温造为节度参谋，出使幽州。富有谋略、长于文辞的温造不负重托，在向割据称雄的幽州地方官刘济传达皇上旨意时，语词犀利，柔中带刚，对刘济晓于利害，语含威逼，使刘济俯地痛哭，表示愿意率领诸侯效忠朝廷。温造圆满完成使命后被德宗召进京，经当面交谈，皇上对其才略颇为赏识，准备让其做朝廷谏官，但因有人嫉妒，横加拦阻，此事搁置。温造倍感失望，离开京师，隐居洛阳。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李恒登基，温造被任命为京兆府司录参军，穆宗为继续开展削藩抑独斗争，任命“识机应变”的温造为起居舍人，派他为太原、镇州、幽州三州宣谕使出使河朔，宣达朝廷旨意。温造行至范阳，前往迎接的地方藩镇霸主刘总身穿武将礼服，耀武扬威，出现在温造面前，温造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向其宣读完圣旨后又分析形势，讲明祸福，以巧舌辩才说服了刘总，不久刘总将所辖九州管控权交回朝廷，温造也因功晋升殿中侍御史。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兴元军叛乱，杀死朝廷委派的节度使李绛。消息传到京城后，唐文宗以温造气势豪迈、能言善辩、嫉恶如仇、有识有胆之才，派其前往平定叛乱。温造仅带五百名卫士，来到有数万精兵的兴元军营，以犒劳将士为名，设宴款待所有兴元军将领，态度和蔼，诸将不疑。酒酣之后，温造突然厉声喝问：“是谁竟敢叛乱，杀害朝廷命官？”不待众将反应过来，就被温造带去的骁勇卫士扑上抓扣。叛乱平息，温造又因功加授检校礼部尚书。 

　　温造关心民生，兴修水利，施惠于民，政声卓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温造在河阳、怀州节度使任上时，带领当地民众开浚了怀州古秦枋口渠，组织四万民工大修渠堰，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五县农田五千余顷。温造晚年不但在沁河口兴修水利，还在今亚桥一带修千仓渠、千功渠，引济水灌溉，成为今天济河灌区历史的开创者。温造晚年还在济源城北的药园村开辟种药园，此村因而名为“药园”，村民们至今以温造故里为荣。 

　　晚隐王屋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对中医、中药学有重大贡献。他虽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但晚年隐居济源王屋山中，采药种药，为民治病，在王屋山区留下了很多遗迹和脍炙人口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景仰。他在王屋山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死后就葬在王屋山天坛峰下。清乾隆年间修编的《济源县志》记载：“王母洞洞南，峰水环秀者，孙真人茔也。”在孙真人坟旁，原有孙真人祠，毁于“文革”中。1996年，王屋山孙思邈研究中心申请济源市政府批准，重修孙真人坟茔，并勒石刻碑。在王屋山道教圣地阳台宫内，设立有孙思邈展览馆，旅游者多往凭吊。   

　　孙思邈一生有著作近三十种，唐代以后佚失大半。现存《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加上《海上方》、《福寿论》、《摄生论》等，共达150余万言。其中有医论1400余条，医方6500多首，针灸论治1300多条。临床分科齐全，论述详备，并对药性、炼丹、养性、房事、美容、香衣、地理、历法等作了阐述。他集录的医方极为广泛，东至齐鲁，西至印度，南至蛮越，北至突厥，上至古籍与官府，下至寺庙与民间。他把隋代以前濒佚的宝贵验方撰成《千金要方》。此书自问世以来，已重印30多次，有多种译本，被国内外所珍视。后人评其学术“上识三皇之奥，下垂百代之功，诚为医中之圣，药中之王”。 

　　孙思邈强调为医要有高尚的医德。《千金要方》开卷即以“医德”列在卷首：“凡大医治病，必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贱贫富贵，长幼妍蚩（妍指漂亮，蚩指丑陋），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更当“勿避险山戏，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后世将这篇条文作为医德之准绳，医教必修之课，医人座右之铭，垂范百代。 

　　孙思邈信奉佛教，反对炼丹服石希图长生不老的做法。秦汉时兴起的炼石、服石（钟乳石）之风，魏、晋、南北朝更加兴盛，因服之生痈，致死者甚众，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解五毒》篇中说：宁服鸩毒、野葛，不服五石；其书可焚，不可效尤。并列举梓州刺史李文博等服五石口舌焦干而死为例，以警示众人。从此，服石之风遂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孙思邈卒后葬于何处，文献无载。王屋山孙思邈坟位于天坛山东麓庙岭的怀抱中，坐西北，向东南。当地人称孙真人坟是用了唐太宗的封号。庙岭四周，三面环水，左右岗阜相抱，中间镶嵌纯净黄土，森林茂密，草木葱茏，景色宜人。墓、祠皆建于黄土浮丘之上。1996年重修坟茔时，原券冢条砖大部外露，文物部门技术人员鉴定为北宋营造制式。 

　　墓前原有真人祠，三合院落。祠中塑真人像，美髯寿眉，面容慈祥。祠壁绘有“医虎”、“治龙病”、“天坛山采药”、“翠微庵治病”等彩图。两厢半为碑廊，半为守祠人宿舍。日寇侵华时，损坏大半，“文革”中荡然无存。现存清咸丰二年重修碑残块，其文字曰：“古有孙真有圣庙……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天降其灾，一火焚化，独留残神一尊。”这里每年二月十五日有古庙会，来此购买药材、求神问药者无数，长年香火不断。 

　　由孙茔向东，越过清虚河，岸上有一片平野，古名“圣药坪”，又名“庵坪”。坪上有良田数亩，相传为当年孙真人退隐结庵、种药之地。 

　　出庵坪，沿清虚河岸南行数里，即到“清虚小有之天”的清虚宫。这里林木茂盛，视野开阔，有一巨石，上刻“翠微庵”三个大字，落款“孙真人题”。相传这里是孙思邈为人治病之所。《济源县志》载：明宪宗成化二年，陈贵《游王屋山记》说：“聚虎坪下翠微庵，昔孙真人曾于此置货药坪。” 

　　宋初陈门四进士 

　　陈门四进士是济源百姓对北宋初年的陈省华及其三个儿子的尊称。陈氏家族被人们千古称羡不是因其世代为官、地位显赫，而是因为其重视家庭教育，教子有方，人才辈出，被人们推崇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典范。 

　　陈省华（939～1006），字善则，祖籍河北朔州，出生于四川阆中。陈省华入仕之初即任济源县令，而后虽历任苏州知府、开封府尹、光禄侍卿、谏议大夫等，但由于其对济源，情有独钟，一直定居济源。 

　　陈省华的三个儿子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不仅皆中进士，而且都是北宋高官。长子陈尧叟先后任枢密院事、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次子陈尧佐先后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和太子保。三子陈尧咨先后任开封府尹、武宁节度使。 

　　陈省华教子有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启蒙教育重在雄心立志、刻苦勤奋；二是持家教育重在勤劳俭朴、守礼孝顺；三是入仕教育重在清廉正直、善政施仁。 

　　启蒙教育是人生的起跑线。陈家三兄弟的起跑点在济源的延庆寺。延庆寺流水环绕，龙潭涌泉，绿柳垂荫，松竹满园，清静幽雅，环境美观。陈省华选择这里建学馆，让三个儿子在这地方接受启蒙教育可谓用心独到。他对三个儿子每天的学习时段、学习内容以及娱乐休息时间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使孩子们学能静心，玩能助学，学有所获，玩有所乐，学玩相谐，劳逸结合。后来陈省华在外为官时又汲取官宦子弟多玩世不恭、纨绔无用的教训，在接孩子们去其为官地团聚时，把三个儿子送到城外江对岸一山洞，让他们自带日用品在山洞中苦读。有时粮尽天雨，江面风高浪大，家中无法过江送粮，三兄弟只得忍饥挨饿或自找野果野菜填肚。这样既培养了孩子们刻苦读书的习惯，又使他们从小养成独立生活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一次，善射箭的小儿子陈尧咨在住所前场地上练射箭，十射九中，一位旁观的卖油翁不但不为之拍手叫好，反而说如此射技不过手熟而已，没啥了不起。陈尧咨一听，以为卖油翁戏弄于他，于是便斥问：你又不懂射技，怎敢小看我。卖油翁说：这是我多年卖油悟出的道理，说罢便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取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将油从钱孔中注入，直到葫芦里油将灌满，铜钱上竟没一点油迹。看完卖油翁的表演，陈尧咨幡然悟出了“熟能生巧，巧生绝窍，天外有天，戒骄戒躁”的人生哲理。从此，他更加刻苦练射，终于练就了“以钱为的，一发贯其中”的绝技。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就是根据陈尧咨的这一故事写出了著名的《卖油翁》一文。 

　　儿子们成才成家后，陈省华夫妇又将家教重点放到守礼孝顺、勤劳俭朴上。陈家家规颇严，举止皆规范，就是儿子们当了朝廷高官，回到家，在父母面前依然谨言低声，侍立在侧，十分孝顺。有时家里来了一般客人，当了大官的三兄弟还是侍立父母身后。客人很是不安，陈省华却说：“小辈站着陪长辈，不是很正常吗？”儿子们做了高官后，陈省华依然让妻子冯氏每天带着儿媳们下厨做饭。他说官职越高越要严以律己，身体力行，才能取信于民。大儿媳对丈夫说：“你当宰相，我乃宰相夫人，还要天天下厨，给你爹说说，免了我下厨吧。”陈尧叟摇摇头说：“我爹要求严，我不敢。”其妻便回娘家哭诉，其父马尚书说：“陈家怎么能这样呢？我找亲家说去。”马尚书真的把这事向陈省华说了。陈省华回他：“谁让她一个人在家做全家人的饭了？她只是跟着我那笨拙的妻子在厨房打打下手而已。她不打下手，难道让她婆婆独自干吗？”马尚书听了此言，只好说：“亲家这是我说的不是了，以后我的小女儿就烦你多多指教吧。” 

　　对子女的教育是终身的。陈省华的家教不仅在启蒙、成家两个阶段、两个方面，更关注入仕后的教育。史书上有一则“陈冯杖子”的故事，说的是一次三子陈尧咨从荆南知府任满回家，陈省华与其夫人冯氏一起问他：你担任一郡之长有什么政绩。陈尧咨得意地说：荆南地处要冲，迎来送往的事情多，我每回都表演射箭术，让他们很开心，大家都夸我射得好。冯老太听后气得只骂：你不勤政爱民施仁政，倒成天炫耀这种小技，难道这是父母教育你的本意？说着举起拐杖就打，陈尧咨不敢躲，连佩戴的金鱼（代表高级官价的饰物）都被打碎了。此虽小事一桩，可见陈家官德教育之一斑。陈尧咨家有匹恶马，性情暴烈，见人非踢即咬。没人敢驾驭，陈尧咨让人把它卖了。陈省华知道此事后批评儿子说：你手下那么多人都制服不了它，你卖给别人能驯服它吗？这是嫁祸于人啊！于是儿子赶快退钱赎马。 

　　陈省华教子有方，其子孙成材颇多，为官颇多，且都是佼佼者。其中仅四世中就有七人在济源为官，给当地百姓做过不少好事。济源人对陈氏家族世代传扬并将其善政整理成《秦公善政录》刻于碑上。陈氏后世子孙陈知俭任虞部员外郎时，一次外出巡察路过家乡，在延庆寺看到《秦公善政录》、《真宗皇帝赐文忠公诗》后感慨不已，遂在延庆寺旁建起了陈氏祠堂（后人称四令堂），堂内悬挂陈省华及其三个儿子的画像并列放碑刻等物品。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亲自作了《四令祠堂记》，对家教典范陈省华大加褒奖。从此，文人雅士及周围百姓来自观瞻者络绎不绝。陈家教子有方的故事在济源广为流传，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陈母教子》的故事即取材于陈氏一门，虽有虚构情节，但剧情中的不贪意外之财，不受百姓之礼，不以家富而侈费，不以身贵而不恭谨事亲等情节，仍是现代家庭教育应该借鉴学习的。 

　　清正廉洁傅尧俞 

　　在中国宋代官吏中，有一位因性格直率，不畏皇权，刚直不阿，敢于谏言，胸怀坦荡，正直清廉而被人们誉为“金玉君子”的大臣，他就是济源人傅尧俞。 

　　傅尧俞（1024～1091），字钦之，祖籍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父辈时举家迁居济源。他十岁就能写文章，不满二十岁就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他任过西京税院事、新息知县、太常博士，嘉祐末年升任监察御史。 

　　公元1063年，宋英宗赵曙即位后，傅尧俞任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继位之初，英宗体弱多病，不得不由母后曹氏垂帘听政。后来英宗病愈，傅上书曹太后请她还政。曹受其内侍任守忠挑拨，对英宗不满，不想还政。傅极力劝谏太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太后，最终驱逐了挑拨是非、别有用心的内侍任守忠，还政于英宗。傅又对英宗说：对皇太后左右侍奉的人，要给以足够关心恩惠，这样上可慰母后，下可安侍者，如今任守忠已逐出，其余人不要再追究了。从此英宗对傅尧俞十分器重，擢升右司谏。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立志革新，欲采纳王安石新法，王安石的新法虽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颇有兴邦富国之意，但操之过急、利弊互见，遭到司马光等人强烈反对。当时王安石与傅尧俞交情深厚，就想请傅助他一臂之力，并许愿提拔傅到侍制谏院掌权。傅尧俞说：“推行新法过于激进，世人都认为不妥，如果我到谏院任职，定当极力陈述我的反对意见。”王安石听后十分恼怒，遂将傅调出京城，一年内变换六次职务，转走七个地方。疲于奔波的傅尧俞自知自己不畏当权者所容，便请求去职。后有人告发徐州某人借谈天文现象非议朝政，诽谤圣上，傅尧俞在场而没有辩解，谈者被斩首，傅也受牵连，虽未入狱，但再被削官，贬至黎阳县草料场管理仓库。当地郡太守顾及他曾任朝中高官，想让找其他小役代他料理草场事宜。傅却说：“担什么职就要尽什么责，怎能荒废职责呢？”于是，傅尧俞不论酷暑严寒在草料场辛苦劳作了整整十年。 

　　公元1086年，只有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又召傅尧俞回朝为秘书少监兼侍讲，后又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等。此后，性格刚直的傅尧俞，又多次不畏皇权大胆建言，为当朝兴利除弊献了不少良策。最后升至吏部尚书兼侍读，拜中书侍郎。元祐六年（1091年），68岁的傅尧俞病故。宋哲宗和皇太后亲自到他的遗体前哭祭，太皇太后对大臣们说：“傅侍郎一生清廉正直，节操始终不变，真是金玉君子啊！” 

　　傅尧俞任徐州太守时，发现前任太守挪用公款，他暗暗替前任还钱，还没有还完，他就被调走了，接任太守发现了亏空，认为是傅挪用，就写信说应当再还一千缗（缗是穿钱的绳，一千缗等于一千文）。傅拿出全部家产又借了钱才还清这笔帐。后来审计证实此钱非傅挪用，是其前任所贪，而傅却始终没有申辩。他容忍别人到如此地步，在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司马光称赞他：清廉正直、品德高尚。傅尧俞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过激，勇敢而能以柔克刚，受世人称颂。 

　　傅尧俞为官三十载，为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重臣。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起起落落，受尽责难，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大义在胸，国事为重，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兴利除弊卫哲治

　　《济源县志》中关于卫哲治拯救灾民的记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固然不少，勤政为民的清官也不乏其人。清代前期的卫哲治就是一位出身贫寒，勤政爱民的清官。他从科举入仕代理知县开始，以民为本，兴利除弊，受到百姓拥戴，得到皇帝赏识，步步擢升，官至尚书，不但名垂史册，在其家乡济源至今仍有口碑相传。 

　　卫哲治（1702～1755），字我愚，号鉴真，自幼酷爱读书，善为文辞。雍正八年（1730年），二十八岁的卫哲治以廪膳生科试第一拔贡太学，后又以廷试太学贡生列优等，被派到江南试用。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调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知州。时值海州饥荒，他救济了二十万灾民，连流浪到此的许多山东灾民也得到了救助。卫哲治为官清廉，铁面无私，不畏权贵，除暴安良。在当地至今仍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地富豪洪发云是一个和尚，凭借他与乾隆的亲戚关系，勾结官员称霸乡里，无恶不作。卫哲治决心除暴安良，他将洪的罪恶逐一列举上报朝廷，并奏请处决这一恶霸。半个月后，卫哲治被召进京，他又向皇上奏请此事，乾隆心里不耐烦地说：“此事我知道了，洪发云是出家之人，罢了罢了。”卫听后起初心里一凉，转而计上心来，他不动声色地回到海州，传令将洪发云用两条健牛套上铁耙耙死。海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是卫哲治巧用同音异意的“罢了”和“耙了”，故意将乾隆的“不了了之”的意思曲解成“耙了”，巧妙处死恶僧为民除害。 

　　乾隆十年，卫升任淮安知府。他刚到任，就遇上河决陈家堡，无数百姓房屋、财产被大水冲走，哭声、喊声、求救声绵延数百里。卫哲治立即派遣小船数百艘，满载着食品，顶风涉浪前往救助灾民。他自己还冒着风险，亲自到受灾最重的地方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有一次，卫哲治陪同上级所派官员巡查灾情。在一个村庄，看到满街百姓手捧香火前来跪迎，将街巷堵得水泄不通，“使者以为迎己也，辞之令退。众声应曰：‘卫公救我，故来致谢。’如果没有卫公，我们早就喂鱼鳖了。”后来山东受灾，卫哲治又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在社会上募捐，一方面临时修建了许多草屋供难民居住，另一方面为难民供粥供药供衣。后来，乾隆又调卫到台儿庄等地赈灾，因其赈灾有方，功绩卓著，干了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布政使。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卫哲治升任安徽巡抚。十六年，乾隆首次南巡，在行宫见到前来迎驾的卫哲治，对他赏赐甚厚，并御书“化洽皖江”四个大字，其意是让他代表朝廷造福皖江百姓。同年，卫因母亲病故，离任返家服孝。 

　　关于卫哲治的生平轶事，在济源流传颇多。据历代相传，堽头村是卫的岳丈家。其岳丈姓张（今堽头村张仍是大姓），家富有，人称张员外。张家有女，聪慧娴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张家女本来许配相邻的赵礼庄一大户人家，谁知出嫁那天，张女上了花轿就熟睡不醒，并溺于轿中。新郎家觉得太没面子，就将新媳妇送回了娘家。此事在三里五村一时传为笑谈，张家女的婚事也就耽搁下来。一日，村里来了一名替人写信糊口的书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出口成章，而且相貌堂堂。重返闺房的张家女经人撮合，就和这位穷书生结了婚。这个书生就是卫哲治，本地南堰头村人。张家富有钱财，卫哲治不再为生计所困，刻苦攻读，雍正八年进京赶考，一举成名。 

　　卫哲治乾隆年间调至京城时，也有一段轶事：皇上知人善任，对卫哲治宠爱有加，并和卫哲治云诗答对。皇上先出一联：山清水清大清。卫对答：君乐臣乐民乐。皇上又出一联：君乐臣乐黎民百姓万年太平。卫对：山清水清真龙天子一统江山。乾隆龙颜大悦，对卫哲治更加信任。 

　　在堽头村，至今还流传着卫哲治为民除霸的故事。某年七月，卫哲治携夫人回乡祭祖，到堽头岳丈家探亲，听说村里两年前来了一恶棍，姓桃，仗着和本地县令是亲戚，在村里为非作歹。一民妇找卫哲治哭诉道：她的儿子早些天在大街上玩耍，被姓桃的骑马踏死。她告到县衙，县太爷不但不惩处罪犯，反倒说她教子无方，被赶出衙门。卫哲治一听十分气愤，但自己是回乡省亲，又不是河南的地方官，不便直接处理。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专程赶到离家数十里的怀庆府衙，击鼓喊冤。知府听说是卫哲治来申冤告状，岂敢怠慢，随即让济源县令将姓桃的恶棍绳之以法。 

　　茶仙本是玉川子

　　卢仝雕像

　　中国茶史悠悠数千年，茶人何止千万，但是最负盛名的当属茶圣陆羽和茶仙卢仝。而卢仝正是济源大地养育出的骄子。 

　　卢仝（约795－835），唐代诗人，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 “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生于河南省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自号玉川子。性格耿直狂狷，有一种雄豪之气，是韩孟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与孟郊、贾岛、刘叉等均为韩愈门人。 

　　卢仝家贫，但是藏书很多，他刻苦读书，博览经史，工于诗文。后出山居洛阳长夏门东里仁坊，只有破屋数间，有一光头长须老奴，一赤脚无齿老婢。卢仝终日苦吟，不营生计，以清贫守道闻名，左邻右舍常常送米接济。朝延爱惜人才，两次征聘为谏议大夫，卢仝不愿仕进，婉言谢绝。元和五年，卢仝作《月蚀诗》一千六百余言，讥讽朝中败类，深得韩愈欣赏。卢仝后来更加贫困，为债主所迫，卖宅南游杭州，与萧庆中相识，寓居其欲售之宅，期间，与沈师鲁山人交游。孟郊从叔孟简由谏议大夫出为常州刺史，卢仝于元和七年赴常州，与孟简结为挚友。一度北游塞外，与好友刘叉喜逢于桑干。晚年于济源买田宅居住，又经常往来京师，与文朋诗友相会。 

　　大和年间，韩愈同榜进士王涯任宰相。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甘露之变”，王涯等被杀。当时，卢仝恰在王涯书馆中留宿，遂被捕。卢仝辩解说：“我卢山人也，于众无冤，何罪之有？”吏卒呵斥说：“既云山人，却来宰相宅，客非罪乎？”卢仝不能自辩。卢仝年老无发，被宦官于脑后钉钉而死。卢仝有子名添丁，不料却成谶语，明代唐寅有诗曰：“缘何坐所添丁惨，不住山中住洛中”。卢仝临死托孤于友人，死后贾岛作诗哭之。 

　　卢仝性格清高介僻，忘怀霜雪，见识不凡，诗作自成一家，语尚奇诡，人称“一格宗师”。一生写诗无数，《全唐诗》存其诗三卷共九十余首。 

　　卢仝对养育他的济源满怀深情。济源旧称玉川，卢仝自号玉川子。在他的代表作《月蚀诗》中，一再说“玉川子涕泗下”，“玉川子又涕泗下”，该诗用一千七百多字描述了一次月全食的过程，诡异万状，纵横捭阖，韩愈 “称其工”。 

　　卢仝有一首诗《将归山招冰僧》，就是描述在济源时期的生活。

将归山招冰僧

　　买得一片田，济源花洞前。 

　　 千里石壁坼，一条流泌泉。  

　　    青松盘樛枝，森森上插青冥天。  

　　            枝上有哀猿，宿处近鹤巢，清唳孤吟声相交。  

　　       月轮下射空洞响，丝篁成韵风萧萧。   

　　我心尘外心，爱此尘外物。 

　　欲结尘外交，苦无尘外骨。 

　　泌泉有冰公，心静见真佛。 

　　 可结尘外交，占此松与月。  

　　卢仝的《出山作》，也是描述在济源时期的生活。

出 山 作

　　出山忘掩山门路，钓竿插在枯桑树。 

　　当时只有鸟窥窬，更亦无人得知处。 

　　家僮若失钓鱼竿，定是猿猴把将去。 

　　钓竿、桑树、山鸟、猿猴，这些富有诗意的元素，把他的济源生活描述得饶有情趣。 

　　可以说，玉川大地养育了卢仝、成就了卢仝，卢仝乐意以玉川子自称，玉川也因卢仝而添光加彩，声名远播。 

　　唐元和六年，卢仝收到好友谏议大夫孟简寄送来的茶叶，又邀韩愈、贾岛等人在桃花泉煮饮时，著名的《七碗茶歌》就此产生。 

七碗茶歌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卢仝的茶歌所表达的饮茶感受，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将“竹串子茶”的药理、药效溶入其中，醒神益体，净化灵魂，激发文思，凝聚万象，制造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境界。

　　卢仝与韩愈品诗浮雕

   （由济源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