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之祖——荆浩

荆浩展馆

　　中国山水画从五代、两宋走向成熟。北方山水画长于大山大水，开图千里；南方山水画，善写局部微观，别有风味。而被称为“北派山水画之祖”的荆浩，正是济源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一代宗师。 

　　荆浩，字浩然，约生于唐大中四至十年（850～856），卒于五代后唐923～936年间，河内沁水人（河南省济源市东北，今五龙口镇王寨村是沁水县治所在地）。后梁时期因避战乱，曾隐居于太行山洪谷，故自号“洪谷子”。擅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所作云中山顶，能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他将唐代吴道子的笔描与项容的泼墨技法结合，扩展笔墨描写山水的能力，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亦工佛像，曾在汴京双林寺院作壁画。 

　　在历代绘画史籍和著录书中，记有荆浩作品约五十余幅，其中山水画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人物画。《匡庐图》是荆浩唯一存世真迹，高185.8厘米，宽106.8厘米，绢本水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匡庐图》为全景式山水画，整体气势雄伟，细部刻画甚精。中峰挺立，峥嵘崔巍，秀拔欲动；两侧而下，群峰竞立，如芙蓉初绽；山间飞瀑如练，云气、屋宇、桥梁、林木，曲折掩映；一派雄奇、壮美、幽深的气象，使人感受到画家高超的用笔技巧和宽阔的胸襟。元人韩屿题诗曰：“翠微深处着轩楹，绝磴悬崖瀑分明。借我扁舟荡空碧，一壶春酒看云生。” 

　　全图由下而上，由近及远，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近景。画面下端，一泓涧水，一叶扁舟，船夫撑篙正欲靠岸，似乎将观赏者带入画境。由石坡而上，山麓间有屋宇院落，竹篱树木环绕，屋后有石径抱危崖逶迤而上。崖脚烟水苍茫，有长堤板桥，一人骑马观景，悠然自得。 

　　第二个层次为中景。两崖间有飞瀑喷泻而下，击石分涧，似闻其声。一桥横架于溪涧之巅，两边危壁，松柏参差，矗立入云。桥左方有一座林荫庭院，窗明几净。这一层可谓渐入佳境。 

　　第三个层次，虽是远景，却分外醒目。主峰兀立，两侧烟岚飘渺，诸峰如屏，相互映照；又一飞瀑如练直下，落入虚空。这一层次是画中最佳胜境，也是画家最着力处。 

　　观此画，仿佛随着船夫的导游，登上了游览山中美景的旅程。巍峨主峰为主景，两叠泉流、两座屋宇、危栈小桥则是其中几处精彩的“景点”，而那位骑马观景的人物，则把观者的视野引向画外任凭浮想的空间。 

　　《匡庐图》在真实感和体积感的追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荆浩自谓：“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将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将唐代出现的“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笔墨两得，皴染兼备，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一次重大突破。他所作的全景式山水，气势雄浑，境界雄阔，推动了山水画走向空前未有的全盛期。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元代汤垕在《画鉴》中将其称为“唐末之冠”。

《匡庐图》

　　荆浩对山水画理论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是《笔法记》。文中假托在神钲山遇一老翁，在互相问答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山水画理论观点，虽然仅仅2000余字，却是空前的山水画理论集大成之作。他提出山水画“图真”论， “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针对如何图真，提出了“六要”原则：“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拔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他还划分了“神、妙、奇、巧”四品，批判了“有形、无形”二病。 在历史上，荆浩第一个对笔、墨作了明确界定，强调了用笔的变化运动感和用墨的韵味天趣，指出“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提出了“水晕墨章”：“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用笔与水墨相结合，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极大地拓展了绘画审美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发展， 

　　荆浩还有一首五律《书山水图答大愚》：“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刭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恣意纵横扫”谈的是创作时的心境，只有放松、大胆为之，才能出佳作。“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刭水平”，既有优美的意境，同时也富含深刻的绘画心得和哲理。“苦空情”，苦空为佛家语，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荆浩正是借助流连山水、寄情笔墨，表达他远离尘嚣、高怀远志的思想境界。 

　　济源现存有荆浩墓，在市区东五公里处的五龙口镇谷堆头村，荆浩墓冢高3米，周长15米，墓前有济源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重修时所立之碑，上刻“中国水墨山水画大宗师荆浩之墓”。碑阴铭文为当代美术理论家陈抟席所撰。 

　　济源市五龙口景区曾是当年荆浩写生处，荆浩的代表作《匡庐图》就取材于“十里画廊”的画屏峰。2000年，景区内建设了荆浩展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陈绶祥为展馆撰联曰：“笔迹墨痕乃有荆关生氤氲，山景水情还从济源入图画”。 

王屋留翰墨——李白

　　世人皆知李白诗名，但知道李白善书的人却不多；世人多知李白有《上阳台帖》，但知道李白《上阳台帖》作于济源王屋山的却更少。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二十五岁，渴望鲲鹏展翅，鹰击长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李白对司马承祯极为景仰，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诗人以大鹏鸟自喻，更称赞司马承祯是希有鸟。司马承祯对李白也极为赞赏，称其“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激情满怀地叩开了长安的森严宫门。但是，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李白，却懵然不知官场的诡谲和政治斗争的险恶，在长安不到两年，屡遭诽谤和谗言，于是请辞，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还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洛阳相见，与高适等结伴同游王屋山，登上王屋山华盖峰南麓的阳台宫，挥毫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上阳台帖》：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为纸本，纵28.5cm，横38.1cm，虽然不足一尺见方，却如行云流水，真气弥满。通篇看去，一如李白诗篇奔放挥洒，出神入化，笔墨酣畅，气概超迈。 

　　历代名家、典籍，都对李白书法和《上阳台帖》予以极高评价。《宣和书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评李白的诗与书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 元代郑杓《衍极》卷下之《古学篇》说：“太白得无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言其虽不专意于书法，而能得书法之神妙。细品此帖，笔法超放，如游龙翔凤，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与其潇洒奔放、豪迈俊逸之人品诗风相为表里。”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 

　　在《上阳台帖》的题跋中，我们也能看出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宋徽宗赵佶跋文：“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元代张晏跋曰：“谪仙书法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当时沉香亭待醉、高力士脱鞋，宜矣。”元代书法家欧阳玄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不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元代学者杜本曰：“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豪雄浑壮，固不异也。”乾隆皇帝说：“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

　　《上阳台帖》为旷世墨宝，流传有序，引首有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帖本各处有南宋宗室赵孟坚、南宋权臣贾似道、元代张晏、明代鉴藏家项元汴、清乾隆皇帝、清代鉴赏家梁清标、安岐等多人的鉴藏印章。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文献《石渠宝笈》有著录。 

　　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兄弟将《上阳台帖》携出宫外，多次转手。1937年，为了保住国宝不流出外境，张伯驹以六万银元重金购得。1956年，张伯驹转呈毛泽东。1958年，毛泽东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上阳台帖》已历1200余年，而愈加宝贵。

名相书法家——裴休

草堂寺 

　　裴休（791-864），字公美，唐孟州济源(今河南省济源市裴村)人，曾为监察御史，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衔)，后罢为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使。 

　　裴休作为一代名相，与同时代的柳公权（778－865）同朝为官，在书法上与柳公权是长期的合作者。柳公权在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廿八日所书的《玄秘塔碑》，由裴休撰文；裴休仅存的书法名作、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十月十三日所书的《圭峰禅师碑》，裴休撰文并书写，柳公权篆额。 

　　《圭峰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简称《圭峰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08厘米、宽93厘米，楷书，36行，每行65字。额高44厘米、宽33厘米，篆书九字“唐故圭峰定慧禅师碑”。在清末时，此碑曾横断两截，使不少字受损。 

　　《圭峰禅师碑》笔法严谨工整，结构精密劲紧，取法于欧、柳，型态较柳书更劲健，书风兼有刚柔，清劲潇洒，率意天成，法度严谨，是晚唐佛寺碑铭精品。历代对此碑均予以很高评价。《旧唐书》卷一七七载云：“裴休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宋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这样描述此碑：“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志，唯有裴公无愧辞。”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称裴休书法：“清劲薄洒，大得率更笔意。”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载：“《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即柳公权）昕合无间。达法师（玄秘塔碑）裴撰文，而柳书之。此碑则柳题额而裴书之。两碑微言奥义，非精于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于一手，窃讶裴之书又何以神似柳，既而豁然悟曰：此碑亦裴撰而柳书，特书丹时并题裴疑耳。” 叶昌炽此说有失公允，细按和《圭峰禅师碑》，二者虽然风格相近，但是仔细辨去，其笔画结体还是有很多明显差异。裴书结体近方，柳书趋于瘦长；裴书布白停匀，柳书中宫紧劲；裴书时用行书笔意，如“为”、“谁”、“谒”等，柳书则纯为楷法；裴书如清矍高僧，安详平和，柳书则如耿直硬汉，铁骨铮铮。 

　　裴休宿信佛教，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经。宗密为草堂寺高僧，曾经师事澄观法师，为华严宗第五代祖师。宗密凡有著述，裴休都要亲自为他写序，诸如他的《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圆觉经》等，皆有裴休之序编于书前。他在《圭峰碑》中说：“休与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两人间的友情，在佛教史上传为美谈。 

　　裴休所书碑碣，现存世者仅见《圭峰定慧禅师碑》。据《常德市志》载，裴休曾为德山宣鉴禅师住持的常德乾明寺题书“古德禅院”，并有刻石，惜今已不存。

   （由济源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