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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12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馆藏记

撰写时间: 2022-03-24 来源:

焦依平

 

  前言: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党史,《共产党宣言》是必修课。深深地被“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故事所吸引,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占据了我的思想,我深深懂得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与《共产党宣言》紧密相连。他们中,有人舍生忘死保护宣言;有人风华正茂,为实现宣言而奉献青春和热血,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开启为真理而奋斗的壮美人生……此刻,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下下面的文字,作为传承守护《共产党宣言》的方式。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成为一道划破暗夜的闪电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然而,直到1919年,中国仍然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翻译《共产党宣言》已迫在眉睫,历史选择29岁的陈望道完成这一任务。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首版本的封面上印有水红底色马克思半身坐像,将《共产党宣言》错成《共党产宣言》。首版开本为小32开,全书竖排右翻,用5号铅字刊印,共56页。售价大洋一角,首印1000册,或赠或售、迅即一空。9月再版,内容修订,书名改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再版本印1000册。这两版宣言被后人称为《共产党宣言》“姐妹本”。这薄薄的小册子,使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就此在中国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铸魂、引航作用。

  由于文献流传、保存以及种种历史政治原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现存极少,非常珍贵至今,全国仅发现12本,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浙江温州图书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这些馆藏来源各异,有收购、有捐赠,甚至也有因时间跨度太长,流传经过不是十分清晰的。这12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各馆的镇馆之宝,默默佐证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佐证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和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历史贡献。

  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珍藏本,由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此后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归属也因博物馆的撤并及更迭而几经变更,其最初来源已无法考证

  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最初的拥有者为罗易乾,由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从中国书店采购。

  罗易乾(1898—1975),原名宝贤,广东兴宁人。1913年就读于兴民中学, 1917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本科。大学期间,结识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获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921年,罗易乾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广东省首批赴法官费生,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一员。当时《共产党宣言》等书被北洋政府查禁,为了保存好此书,罗易乾在留法前夕,于1921年8月13日将这本珍贵的文献捐赠给了母校兴民中学图书馆收藏(校长罗师杨等是当时思想进步、开明领导人)。不知何因,该书被时为我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收录。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中国书店采购不少有革命文献的早期出版物,《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其中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罗易乾拥有的《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亲鉴首译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多种《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版本,工作人员都错将有蓝印马克思肖像的再版本作为首译本,罗易乾保存的《共产党宣言》因为版权页缺失、出版时间不明更让人无法断定。1975年1月,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邀请来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陈望道亲自鉴定,确认罗易乾保存的《共产党宣言》为首译本,蓝色是再版本的。由于陈望道的鉴定,其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均得到了重新认识。

  三、北京市文物局藏本

  北京市文物局藏本最初拥有者不详,由北京市文物局从北京市造纸厂拣出。

  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是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1968年11月,该小组和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合并,成立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后成立北京市文物局。上世纪六十年代,古旧书籍成为被砸烂的主要对象。被抄家和被迫交出的图书、字画、硬木古家具等存放在当时的废品站、造纸厂等地,货满为患,大量被收缴的图书都被送往北京造纸厂备作纸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人员赴造纸厂等地,选出了上百吨的古旧书刊。随后,这些古旧书刊全部被存入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内妥善保管,其中就包含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一书。书籍封面的颜色淡而泛黄,红色马克思肖像几乎辨认不清,封二上有英文签名“Jamesyoung”,“Jamesyoung”和书有何联系,不得而知。1994年12月,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将这本《共产党宣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鉴定资料上“来源”为:“北京造纸厂拣出”,其入藏日期为1978年12月1日。

  四、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藏本

  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藏本最初拥有者不详,由陕西省博物馆1958年11月拨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该原封面封底已丢失,后人修补的封皮封面上有英语大写单词BAT-TERY,词下面有英文MADEINUSA”,落款“山水”,更多信息已不得而知

  五、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本

  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本最初拥有者为中共党员张葆臣,1975年由广饶县文管会从该县刘集村农户刘世厚家中收集而来,该藏本是唯一保存在农村党支部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袤农村的传播,它的收藏,最具传奇色彩。

  1921年夏,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归来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王尽美、邓恩铭领导山东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葆臣是济南早期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共产党宣言》成为他学习的重要文献。此后,盖有葆臣印章的《共产党宣言》,又辗转到了另一名早期女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回故乡广饶县刘集村时,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刘集村,交给刘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1930年11月,敌人加紧了对广饶县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搜捕。山东省委决定将时任中共广饶县委书记的刘良才调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支部委员刘雨辉的弟弟刘考文。1932年,随着形势的恶化,刘考文估计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刘世厚保存。随后,刘考文被逮捕关押,刘良才被杀害,刘世厚怀着对同志的怀念,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冒着生命危险将书藏在家里,灶膛、炕洞、墩底都成为他藏书的地方。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日寇曾三次到刘集村“扫荡”,最严重是1941年1月18日,10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已逃离村庄的刘世厚,不顾个人安危,偷偷返回村庄,躲过敌人的搜捕,从烈火熊熊的房屋内,抢出了即将被大火吞噬的《共产党宣言》。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部队的侵扰,刘世厚仍然不得不到处藏匿这本书。1975年,广饶县文管会工作人员到大王镇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时,年届84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刘世厚,将已保存43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捐献给了国家。

  六、上海图书馆藏本

  上海图书馆藏本最初拥有者不详。解放初期,由时任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捐献。 

  1939年8月,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叶景葵邀请顾廷龙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1953年6月18日合众图书馆珍藏25万册图书、15000种金石拓片等资产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1958年,由合众图书馆改名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顾廷龙被任命为馆长。上海图书馆现藏的革命历史文献,许多来自于顾廷龙主持的合众图书馆。

  20世纪40年代,顾廷龙以敏锐目光和非凡勇气于政治高压之下、在抗日烽火之中使一大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免于兵燹,《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即在其中。有一次,他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汉奸陈群的旧物,贵州大学正愁如何处置。顾廷龙就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并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革命文献面上,以遮人耳目。顾廷龙将这些书刊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特务发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全部取出,献给国家。

  七、上海市档案馆藏本

  上海档案馆藏本最初拥有者不详,上海市档案馆原馆长罗文捐赠。

  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罗文在旧书摊“淘宝”时,无意发现《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欣喜若狂,用小贩开出的5角钱价格买下它。据说德国的马克思故居曾有意出价400万马克收购它,罗文不卖,随后将书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

  八、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本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本最初拥有者不详,山西人孙可庆捐赠。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曾藏于山西某县一望族之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家中晚辈在其祖上的大量藏书中,发现了一册与电视里、报刊上多次被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一样的书,引起了重视,即写信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告知情况2005年7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组织人员对书进行鉴定。8月,对该书购买收藏。收藏描述来源为:孙可庆捐赠(捐赠,馆给予其4万元奖励)。

  在此,不由不让人想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共产党宣言》“姐妹本”--再版本故事。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曾问及其来历--它的守护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张人亚和其家人。张人亚,字静泉,15岁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1927年年末,许久没回乡的张人亚带着一批文件书报,悄悄回到镇海霞浦祠堂后的老家,将携带的文件资料交给父亲张爵谦保存后又悄悄返回上海。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并将文件秘藏进空棺。这个秘密,张爵谦此后20多年从未提起。解放后,张爵谦一直等不到儿子的消息,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将藏在张人亚衣冠冢内的文件取出,嘱托三子张静茂一定要将这批东西还给共产党。这些资料一部分被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保存至今,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再版本。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张人亚于1932年病故。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

  九、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本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最初拥有者不详,由鲁迅纪念馆从上海旧书店收得。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后,陈望道给周作人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先生,鲁迅在其日记中提到此事。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鲁迅纪念馆收藏的,却不是当年陈望道亲自送给鲁迅的那一本。1950年,许广平把鲁迅大部分遗物都带到了北京,留在上海的物件少之又少。1957年2月,上海一家旧书店发现了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随即通知鲁迅纪念馆人员前去鉴定,得以收藏。

  十、浙江上虞市档案馆藏本

  浙江上虞市档案馆藏本最初拥有者华林,上虞县丰惠中学副校长夏云奇捐赠

  1963年,夏云奇在其父亲夏禅臣遗物中发现《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作家李存葆、王光明写的报告文学《大王魂》,讲述山东省广饶县大王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的动人故事,萌生捐赠珍贵文献的念头。199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前夕,夏云奇和其母亲,将这件家藏珍宝捐献出来,作为献给党的一份节日礼物。上虞市档案馆奖励他家300元,以感谢他们的贡献,并在这年7月1日建党70周年大会上,向夏云奇颁发了捐献证书。

  首译本在封面右下角印有一枚淡红色篆体章——“华林之印”。华林是浙江富阳人,早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叶天底等为同窗。其中王一飞和叶天底均是上虞人,有可能从华林处获得《共产党宣言》书。夏禅臣是如何获得这本书的,有两种说法:一是通过王一飞。王一飞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委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与夏禅臣同乡,均就读师范学校,两人思想倾向相近。夏禅臣在经济上资助过王一飞,王一飞对夏禅臣心存感激。王一飞赴苏学习,常与夏禅臣有书信往来,将首译本赠送给夏禅臣。二是通过叶天底。叶天底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发起人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建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任书记。后建立了第一个上虞县直属支部,任书记。夏禅臣和叶天底是陈望道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又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两人关系密切。1921年春天,叶天底因病回上虞老家休养,带回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其中就有华林盖章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其间,叶天底赠送了一些进步书籍给夏禅臣,包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天底在上虞被捕,夏禅臣远走他乡,躲过一劫,这本书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夏禅臣将书视若珍宝,历经战乱,仍保存完好。

  十一、浙江温州图书馆藏本

  浙江温州图书馆藏本最初拥有者是戴树棠,温州市图书馆从温州古旧书店购买。

  藏书封面页右下角的一枚印章和6个手书文字提供了书的来源。手书文字“一九二四”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24年创建年份吻合,印章“荫良”是温州早期共产党员戴树棠的字。戴树棠出生于温州瑞安,1915年毕业于杭州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8月,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温州籍共产党员谢文锦回温州筹建党团组织,戴树棠成为温州地区最早的7名党员之一,当选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宣传委员。温州古旧书店创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67年,该书店停业,温州市图书馆购下了该店2万册图书,《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就藏于其中。

  十二、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藏书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时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董会副主席王云五旧藏所捐。

  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为配合“四史”学习教育活动,上海社科院筹备启用“党的诞生地”资料中心,布展过程中,工作人员意外在社科院图书馆中发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藏书封面左上角题款“敬赠 岫庐先生”,中间有“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藏书”印章,首页落有“岫庐藏书”印。据此可知,藏书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王云五旧藏捐赠,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进入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藏

  王云五,号岫庐,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2年1月任所长。1930年,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任研究所所长,直至1946年离任。

  1928年,潘序伦在上海创立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1937年,王云五应潘序伦之邀,参与创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当选校董会副主席(副董事长)1942年4月,学校迁重庆。抗战胜利后,重庆北碚校址改设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1946年2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被批准在上海复校原在重庆北碚的财产包括图书,大部分赠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1947年2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入上海徐虹路柿子湾新建校舍。1948年,上海新校图书馆藏书甚缺,校董会副主席王云五捐赠了大量“岫庐藏书”给学校,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950年8月,上海商学院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2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图书移交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共产党宣言》藏书亦被“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藏书”印章 。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上海经济研究所成立。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合并而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时,在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的基础上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此前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亦入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焦依平系济源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本文刊载于《义乌史志》2021年第2期〔总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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